◎王丹

在我為爭取中國的民主而努力的歷程中，翁山蘇姬曾經兩次給了我很大的鼓舞。

第一次是2003年。那時候我已經被放逐到美國五年了，在開展各種海外民主運動的同時，還要應付在哈佛的沉重功課。那段時間，我曾經一度很困惑：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人民對民主的熱情似乎有所減退，民主運動面臨後繼乏力的困境。不論是我個人的前途還是中國的未來，對我來說都是一個未知數。那時候我讀到翁山蘇姬的一篇文章。她的主要觀點就是說：反對運動，最可貴的資源就是堅持與韌性。這篇文章對我內心產生的震動，猶如在黑暗的房間中突然打開了一扇門窗，讓我在幾乎窒息的時候突然呼吸到了新鮮空氣。

翁山蘇姬的觀點揭示了爭取民主運動的核心知識，那就是：面對強大的反對民主的國家機器，反對運動其實擁有一個很大的優勢，那就是時間。專制與民主，最終的較量，就是看誰能堅持到最後，而歷史證明，能夠堅持到最後的，往往是民主。翁山蘇姬的這個論點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和中國的未來有了信心，這種信心陪伴我一直走到今天，相信也會推動著我一直走向明天。

第二次的鼓舞就是前不久她的獲釋，這個鼓舞的意義絕對不下於七年前的那次。

這是因為，多年以來，翁山蘇姬對於我們這些在威權政體下努力爭取人權的人來說，已經成了一種象徵。她代表一種力量，一種貌似弱小但氣勢恢宏的力量。這樣一個身材瘦弱的女性，面對的是頑固的緬甸軍政府，是逮捕、監禁甚至是屠殺，但是雙方的對峙卻是勢均力敵，長久以來，我們看著她與緬甸政府的對峙，猶如看一部活的歷史劇。這部劇的主題，就是信念與暴力的鬥爭。而她的獲釋，代表了信念的勝利。這樣的勝利，我相信對所有正在為爭取信念的勝利而奮鬥的人權人士，尤其是中國以劉曉波為代表的那些異議人士，當然也包括我，都是極大的鼓舞。

翁山蘇姬的獲釋，也代表了另外一種勝利，那就是國際社會持續不懈的壓力，最終會產生效果。長久以來，國際社會對於如何在對極權國家的經濟交流與在人權問題的壓力這兩方面保持平衡，一直不得要領。緬甸和中國，就是兩種實驗。對於緬甸，國際社會始終保持高度壓力，尤其是對於翁山蘇姬的獲釋問題。但是對於中國的人權問題，出於種種現實考慮，一度採取了迴避甚至放縱的立場。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是：同樣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出來了，而劉曉波進去了。這證明，在人權問題上，只有積極主動、持續不斷的壓力，才可能有真正的結果；而對於極權國家保有幻想，希望透過合作和鼓勵來推動統治者主動進行民主改革，用中國話來說，就是「緣木求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