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永明

一個喪失威望的總統竟在執政黨的中常會，以黨主席的身分指揮國會發起臨時會，而針對性的法案竟是充滿爭議的地制法：讓現任鄉鎮市長與鄉鎮市民代延任區長與區諮委。

這樣一個舉動姑且不論其政治後果如何，但是其憲政層次的衝擊則是相當嚴重的：如果臨時會中，地制法如馬英九願通過，這不代表人民重新信任馬英九，而是總統的手重新控制了其佔四分之三席次的立委；但是如果無法通過，或是回到官派與無給職的原點，那麼不只馬個人威信再次重創，而是一個六成選票的直選總統在不到兩年的任期後，繼美牛案馬失前蹄之後，立即而長久地跛腳了！

這代表在九七修憲之後，雖然立法院對行政院長的同意權讓渡為總統的任命權，以為是總統擴權，行政院長成為幕僚長，雙首長制向總統傾斜。殊不知，自李登輝、陳水扁乃至馬英九三任實踐的經驗，同時繳械的覆議權，才是蘊含國會獨大的契機，導致今日一個兼任黨主席的總統，在其一黨獨大的國會寸步難行。

李登輝時代的困擾是任命行政院長受到同黨籍立委的勒索，同時擔心行政院長獲得國會支持威脅總統的權力，所以雖然總統兼黨主席，仍然要把閣揆同意權與副署修掉，以維持行政權的一頭獨大，卻將總統否決權妥協掉，導致今日馬英九屢遭國民黨立委叛變的威脅。

至於，陳水扁時代，民進黨由於無法在國會單獨過半，所以國會的困擾被簡化為在野黨的反對，總統對國會的失控成為常態。這解釋了馬英九為何在選前誇言不會兼任黨主席，天真以為國民黨立委必然支持國民黨總統，忽略了國會議員在選制改為單一席次後對民意的敏感性。所以，不到一半任期，在監察與考試兩院提名失利之後，以毀諾為代價硬要兼任黨主席，以為控制黨就有了國會，而忽略行政否決權的淪喪才是憲政要害。

所以，如果說馬英九時代對台灣民主化有什麼貢獻，大概不在於崇禎之流的類比，或是修一個絕對多數的總統選制，而是自九七修憲之後，行政雖然向總統集權，但是立法行政關係卻是大幅向立法院傾斜，單一選區更強化這個趨勢。

陳水扁時期，這個立法獨大趨勢被誤以為藍綠對抗，馬英九時代才知雙首長走到盡頭，是開始思量憲法大翻修的憲政時刻了！

（作者為東吳政治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