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李慶安雙重國籍案，台北地院判決兩年有期徒刑。檢察官在起訴時，即依據國籍法第二十條第一項，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公職的規定，而認為雙重國籍者，即便宣誓就職且執行職務，亦非屬於公務員，自然也無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公務員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的重罪起訴之理，而僅以偽造文書罪與詐欺罪起訴，法官也認同檢察官的看法。而因上述兩罪，法官又認定屬於一行為觸犯侵害數法益的想像競合，從較重的詐欺罪處，而由於連續犯已經刪除，所以必須依據其當選次數來計算罪數，而必須判處四個詐欺罪，惟因其可適用減刑條例為減刑下，最後所定的應執行刑為兩年。在如此複雜的法條適用與運作下，看似合理，實則有讓被告擺脫重罪之嫌。

雖然依據國籍法的規定，雙重國籍者不得擔任公職，但若為宣誓就職，則違法效果為何，實無法從法條中明確看出，到底是自始無效而不具有公務員身分，還是必須經由免職處分或法院判決，才失去公務員身分，這是有解釋空間的。

惟如果從後續的效果來看，只要未有任何解職或免職的處分存在，其仍然可以執行公職，且其所執行的公務行為，自然也不會因事後的雙重國籍身分，而變成無效。且若在已具有雙重國籍身分，而仍隱瞞與掩飾，並繼續領有薪資的情況下，正凸顯其惡性重大，且就因其仍具有公務員的外觀，才有此機會詐領財物，此正是貪污治罪條例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為何針對公務員詐領財物要加重處罰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因，檢察官與法官將刑法公務員的定義為極端限縮，實有可議之處。

退一步言，即便僅以詐欺罪處，惟在犯有四個詐欺罪，且不法所得金額上億的情況下，竟然僅有兩年徒刑，實已違反罪刑相當，而有輕縱之嫌。（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