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昂

從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研究員李明輝先生投書，與詩人李敏勇先生的回應，加上管碧玲委員的談話。有記者來問詢於我，因為有些事與我相關，作此回應。

為避免誤解，以書面解釋。

年初，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從東京打電話給我，告知，在東大，三方促成中研院（台灣）將與社科院（中國），合辦「大江文學研討會」，東京大學方面還負責研討會論文翻譯。

會中將有一場與大江先生的對談，大江先生看過我在日本出版的作品，希望台灣方面與我對談。

大江先生是我很景仰的作家，我當然感到十二萬分的榮幸，立即答應。

應對研討會的文件往來，當時在東大的是藤井省三先生、中研院（台灣）的文哲所副研究員張季琳女士，社科院（中國）外文所的許金龍先生。

本來以為會是一場盛大的文學研討會，但在今年四月，實際負責研討會的台灣文哲所研究員彭小妍女士，卻定調此會為「兩岸會議」。由此中研院（台灣）拒絕東京大學，不僅不合辦，連協辦的名義都沒有。藤井省三教授以東京大學的名義向日本學術振興會申請到經費一百萬日幣，因經費報銷師出無名，加上其它理由（文後說明），東京大學只有退出。

誠如李明輝先生投書所言：

「中國社科院雖未明言反對的理由，但長期從事兩岸交流的人都不難猜出背後的政治因素。因為過去在『一個中國』原則下，中共因不承認台灣是國家，而堅持台灣的大學與學術機構無資格舉辦國際會議；反之，兩岸合辦的會議則被認為有利於統一，而受到鼓勵。」

文哲所（台灣）鍾彩鈞所長則於七月八日投書《聯合報．民意論壇》，「否認受到中國社科院的壓力，而將責任推給大江本人。」

不妨來看藤井省三教授在六月給我的Email：

（起因彭小妍教授給大江先生寫傳真。）

「彭教授準備很周到，第二天下午，把大江先生的傳真當作PDF（電腦照片），給我寄過來了。這樣，大江先生在私人信裡寫的對我意見，好多人士會知道了。…我陷入對彭教授不信任的境地，不能不謝絕與會。」

由於彭小妍女士廣寄的PDF（電腦照片），我也有機會讀到這封大江先生的親筆日文信，可信中全然沒有大江先生只願開「兩岸」會議的說法。

不知文哲所可提出其他何種例證？因為這牽扯到李明輝先生一再提出的「中研院不能堅持平等原則，而屈從於對方的無理要求，也難免『喪權辱國』之譏。」

至於我的部份，先看最開始參與「大江文學研討會」規劃的中研院（台灣）文哲所副研究員張季琳女士，二○○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給文哲所鍾彩鈞所長的Email：

「大江健三郎先生和莫言（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最佳候選人）兩位先生對談。

另外，季琳閱讀了大江健三郎先生近日寫給藤井省三教授的親筆信函，說明目前台灣現代文學閱讀過李昂的作品，希望來台時能和李昂女士（諾貝爾文學獎的台灣最佳候選人）見面，因此，藤井教授建議屆時是否可以安排李昂女士參加對談？

然後，對我是否參加對談，我在四月接到彭小妍女士一通電話告知要我「參加圓桌會議」，言明多人參加只能講「三分鐘」。

彭女士那種「嗟來食」的語氣，讓我感到深被羞辱。其時我正值母喪，哀傷萬分，不想多說。

之後才看到到二○○九年四月十八日彭小妍女士寄出的Email，明白寫著「許金龍先生星期一打電話給我，他說，陳眾議所長的立場是根本不同意李昂參加會議。」

對談換了另一位台灣女作家。

所以，我是因為社科院（中國）外文所陳眾議所長不同意，所以台灣作家李昂不能參加中研院（台灣）主辦會議原定的對談。

而這場「大江文學研討會」，經費全由台灣中研院、文建會出資，中國方面只出六名大陸來台開會人士機票。

曾幾何時，台灣中研院、文建會出錢、主辦的文學會議，人選得由中國同意？！

而取代我被換上的，就成中國屬意／同意的作家？

我是因中國社科院外文所陳眾議所長不同意，不能參加與大江先生的對談，可見此會還得經中方審核、通過。那麼，能參與會議的，是不是也成中國首肯的學者？

不知這些與會台灣學者對此有何看法？而這對他們，又是否公平？

我想，這其中牽涉到的，已不只是我個人的問題，而是很嚴肅的學術自由重大議題，在台灣開的會議，是否需經審核、考察？更重要的，由誰來主事？這些都十分值得提出來討論。

這也是我寫此文回應的理由之一。

就我個人來說，兩岸開放往來二十年，我從來不曾被中國政府拒絕入境，我的小說在大陸出版、應中國社科院邀請去大陸開會、參與中國文化部的多次活動，最近兩年還多次從事兩岸溝通的工作。

我希望的是兩岸往來，不能只由某個政黨、某些人把持，方能將更多數台灣人的意見傳達給對岸，不致被誤解、壟斷，也因此才可能不至於危害到台灣整體人民的利益。

從年輕時，我即介入戒嚴時期的反對運動。為台灣爭自由、人權、爭民主，我以為是有良知的知識份子、作家該做的。可是另一方面，我也極為小心的要維護我個人的創作自主。

我不曾加入任何政黨，在民進黨執政時間，更小心不曾接受任何黨職、公職。對此，我一直引以為傲。每個作家都會有意識形態，但努力讓自己盡可能維持超然的態度來寫作，一直是我個人以為的第一要務。

這幾年，我花大量時間，相當有目的性的去過一些國家。因出書、開會、與外國團體合作，給了我較深切的機會了解我們一向習以美國為中心之外的歐洲。

我也花不少時間到被「恐怖攻擊」同義汙名化的伊斯蘭教國家、北非，以及快速變動的產油「海灣國家」，更不用說發展中的中國。

雖然只是走馬看花，但畢竟「身臨其境」。 從中，我的確是想從「全球化」的觀點中，去建構形成「台灣／中國」的關係。

我因而花了多年時間，數不清次數的進入大陸搜尋題材，年初完成並出版了一本與現在中國相關的小說：「七世姻緣之台灣／中國情人」。

正在找尋在大陸出版的可能。

雖然台灣出版社覺得時機未到，但我卻相信，對這樣一本不涉政治的愛情小說，企圖從台灣來書寫中國，不難在大陸出版。

中國正快速的變化中，我有這樣的信心。

這次「大江文學研討會」延伸的上述兩個事件，在過去，我們很容易會將此歸入是「上級」的指示，在中國大陸更易推給「集權」、「高壓」這類方便的名詞。

可是，中國也在改變，現今中國國家領導人胡錦濤先生，都曾公開表示，甚至連「鐵桿的民進黨」都要有所往來。相較於兩岸最高研究機構的中研院與社科院，卻執意聯手打壓東京大學與會，以及我這個連政黨都沒有的作家，不禁想問：

本來應該是更無包袱的學者，怎麼居然還不如政治人物？

這是怎樣扭曲的心態使然？

大陸方面，就算要「揣摩上意」，胡錦濤先生難道說得不夠清楚？我就算上是「綠營人士」，也還不夠格當「鐵桿的民進黨」，如果連我這樣的作家都杯葛，中國還談什麼兩岸往來與相互瞭解？

至於台灣方面，會不會形成以中國為藉口，或者聯合某些中國人，成為剷除異己、達其私慾最方便的方式？而這假中國為名，會不會成為另一種「白色恐怖」？

這一年來，許多例證也證實我的憂心不是杞人憂天，只不過於今首次映現在非政治的文學、學術領域。

我為我們大家在台灣努力了五十年，於今方爭取到的一點民主與自由深感憂心。

兩年前，我到韓國開一個「亞洲非洲」文學會議，十月更應邀即將到法國普羅旺斯參與「亞洲小說家」會議。當韓國、法國都在放眼亞洲，台灣／中國還在爭執是「國際」會議，還是「兩岸」會議 。

別忘了，外面，可還有更大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