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言

中國對日抗戰時，日本除武力入侵中國，另一方面由外相松岡洋右（一九四○年）提出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合作構想。當時認同與日本經濟合作的汪精衛政權人士，每被冠以「漢奸」角色。雖然如此批判有失理性，但卻值得現在純以經濟合作推動兩岸協定者警惕之用。

強權的侵犯，往往同時包裝著軟性的經濟共榮訴求，以降低被侵略者的反抗意志。滿清末年，中國與列強之間有太多的港口開放、內河通航、關稅減免等和約，即使那些和約內容都是經濟性議題的協定，但把它與背後的軍事、政治衝突結果切割，又顯得十分不切實際。那些不平等條約阻礙了中國在工業革命以後，不能如西方國家一般快速現代化的發展，中國曾為那些形式上為經濟性質的不平等條約，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現在，若過度簡化的認為ＥＣＦＡ只是經濟議題，是否適當？能不能獲得全民共識與支持？值得深思。

當然不與中國簽訂ＥＣＦＡ，在經濟上台灣或有被邊緣化的疑慮，但決定國家未來方向的決策，卻必須有比這個可能性更高的思維。

用一個淺顯的例子說明：花蓮地處台灣開發的邊陲，曾預期交通改善，可以避免被邊緣化，進而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但北迴鐵路通車以後，花蓮人口反而更快速的外流。可見思考經濟問題，需要更宏觀的國家遠景、產業定位、甚至人力結構等面向，才是負責任的作法。

筆者曾公費留考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兩岸租稅協定與產業生態的影響，對組織生態學（Organizational Ecology）的基本主張與達爾文的「物競天擇，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比較，兩者同樣認同適者生存法則；但達爾文的學說中隱含著物種競爭的過程， 物種有往更高階發展的假設；而組織生態學說卻沒有這種進階的假定，企業適應者只是會存活下來，未必是最有效率或體質最好者（例如國營事業）。

今天討論的ＥＣＦＡ，絕對是台灣未來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外部環境因素，台灣產業環境在ＥＣＦＡ的衝擊後，產業生態一定會有所改變，到時候會有一些適應者存活下來，但這些存活的企業是否就是體質較好、對台灣未來發展較有利的產業，則是缺少理論上的肯定支持。

因此，ＥＣＦＡ對台灣產業的影響為何？各個產業利弊為何？影響程度有多少？才是我們需要知道的資訊。若只停留於執政黨對名稱的詮釋，或在野黨對主權意識的爭辯，似乎是很難去取得全民共識。（作者現任大學校長、商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