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景欽

高雄市議會爆發詐領助理費的弊案，姑且不論費用的浮報是否為歷史共業，還是推託之詞，但檢察權被濫用卻不是只有本案。

原本檢察官乃屬於犯罪的訴追者，在審判時為原告一方，其權力不能與法官相等同，但在過去，我國檢察官，卻擁有與法官相同的強制處分權，尤其是羈押與搜索權，而在大法官釋字三九二號解釋揭示了檢察官非法官的前提下，一九九七年才將檢察官的羈押權去除，爾後又在二○○一年將搜索扣押權去除，但這樣的結果似乎無解於檢察權的濫用。因檢察官仍有傳喚拘提之權，原本應該審慎使用的強制權，卻成為檢察官一種方便行使的權力，同時對於警方聲請搜索，仍必須經其許可後，才可向法院聲請搜索票，而對於警方所聲請的搜索票，其記載內容往往僅以「與某某罪有關之證據」為空泛記載，也未被嚴格審查，搜索票已形成一種空白授權，而毫無意義。

而更嚴重的問題是，對於被告的羈押，檢察官雖僅有聲請權，卻有權決定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聲押，釋放被告，同時法官對於檢方的聲押，卻也少有質疑下，勢必造成檢察官以此來作為恐嚇被告是否自白的工具。對於上述這些濫權情狀，檢察官卻又往往以檢察權獨立，不能受干擾等為由，以免於被監督的對象，更難有以濫權訴追罪被起訴者，檢察權顯然已成脫韁之馬，而無法制衡。

高雄市議會的抗議聲浪，正凸顯了檢察權濫用下的犧牲者，是不分藍綠的，即便是推託之詞，也必須正視檢察權的濫用，這不是為扁，也不是為市議員，而是害怕某一天，自己成為當事人時，無人替自己講話。

（作者為真理大學財經法律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