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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我在上海監工
◎ 黃大河 自由時報十月十八日以頭版報導「馬政府將開放中資承包」台灣的公共工程。筆者堅信:這項政策並不符合台灣利益。
一九八六年,筆者服務的日資公司派遣本人常駐上海,負責監造上海的第一個BOT大飯店(日航龍柏飯店)。開工之初,我因拒絕中國承包商使用變質(已變成硬塊)的水泥,而被冠上「浪費國家資源」的罪名,無端被公安部提問通宵,企圖影響我的專業判斷。中國承包商這種無理取鬧的思維,確是「黑心豆腐渣工程」的源頭。
誠然,近年東南亞鄰國、如新加坡等,已經開放中資承包她們的公共工程。但是,這些國家公共工程的營建及督工環制度完善,大幅度超越台灣目前的督工環境。 筆者長年在新加坡、印尼、泰國及馬來西亞等國家擔任外資營建廠商的要職,深知在她們完善的營建及督工環境下,那些習慣「黑心豆腐渣工程」的中國廠商並沒有立足發展的空間。因為在這些東南亞國家,大、中型的公共工程如跨海大橋、數十公里為一標的道路工程等,都由常駐工程師(Resident Engineer)及技士組成的任務型團隊駐守工地,嚴格監督每一個工程細節、程序,務求工程品質符合規範的要求。小型的工程也有現場監工(Clerk of Works)常駐,由巡迴工程師統領護盤。在這種嚴格的監工制度下,大小承包商若想偷工減料,難、難、難! 反觀台灣公共工程的營建環境,在缺乏上揭的督工制度下,公共工程承包商施工的「自由空間」極大。因此,一旦開放中資承包台灣的公共工程,則習慣「黑心豆腐渣工程」的中國廠商當然如魚得水。 筆者當年在中國切身的體驗,以及四川大地震時無數倒塌的學校校舍建築(學生傷亡嚴重,引起西方媒體強烈關注),正可以為本文的論點背書。 (作者為台中市民,土木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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