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侑學

日本八日發生的秋葉原隨機殺人案件在媒體的報導下震驚全球，然而社會各界對於事件的探討聚焦於行凶動機、殺人計畫，民眾的驚恐與憤怒，又或者分析凶手的心理、家庭背景、抗壓能力低等，政府所提出的因應措施卻只是將嚴加管制求生刀等刀械用品，顯然這樣的討論單純將原因歸咎於個人因素，而相對地忽略社會結構變遷所造成工作不穩定的原因。

行凶者加藤智大是靜岡縣一家派遣公司的僱員，事前曾上網留言抒發對工作的不滿，寫著「可能會失業居無定所」、「越來越絕望了」、「人生毫無機會」等字句，這正說明當今日本勞動市場轉變後所造成勞工普遍面臨失業風險的困境。日本企業為求利潤，不再擁抱過去終身僱用、年功序列等僱傭模式，而鍾情於部份工時、人力派遣等非典型就業型態的人力運用，正職就業機會逐漸減少，導致有工作但是收入低於標準的貧窮工作者隨之增加，工作者的「工作不安全感」（Job insecurity）瀰漫社會。根據日本總務省於二○○六年統計指出，非典型勞動者的比率約為三十三．二％，而女性勞工的比率在二○○七年更達到五十三．五％。二○○七年日本又出現所謂「網咖難民」的年輕新貧族，之所以被稱為「網咖難民」，是由於這群年輕人即使拚命工作或打工也付不起都市生活的昂貴房租，只好搬到二十四小時營業的網路咖啡館住宿，白天則從事派遣勞動的臨時工為生。

隨著世界經濟與生產的重組，產業生產的國際分工與資本的全球流動，全球化遂成為一股不可擋的趨勢，然其負面的外部效果也不斷地出現，即企業在面對全球的競爭與風險時，人力使用的彈性化成為組織採用的因應策略，導致部分工時、派遣者的比率不斷上升。台灣如同日本各種非典型工作者的人數亦逐漸增加，工作不安定、勞動條件惡劣、工作環境不佳是這類工作樣態的共同特徵。

在經濟全球化的衝擊之下，產生更多新形式的社會風險，台灣政府應更積極地透過財稅手段和福利政策建構完善的社會安全制度，或能舒緩工作變革與物價飛漲後帶出的生活壓力與貧窮，避免同樣的悲劇在台灣上演。

（作者為青年勞動九五聯盟成員、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