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年舉辦的「台北華文文學國際論壇之台北與世界的對話研討會」，期能匯聚多方聲音，開拓台灣與華文世界的對話空間。( 照片提供◎《文訊》)

《作家作品目錄》系列為台灣文壇提供訊息服務，並建構重要基礎史料。( 照片提供◎《文訊》)

《文訊》創刊號的封面以王詩琅與蘇雪林並置，展現對不同色彩光譜的平衡包納。( 照片提供◎《文訊》)

二○○三年推出的「台灣文學雜誌展」，展出日治以來的三百六十一種文學雜誌，是對史料的有機蒐羅組合。( 照片提供◎《文訊》)

「青年文學會議」培養文學論述人才，推動整體研究風氣，迄今已舉辦過十一屆。( 照片提供◎《文訊》)

◎向陽

一、見證二十五年台灣文壇變遷

做為一份記錄台灣文壇訊息以及台灣文化場域動態的媒體，《文訊》一如其名，一直扮演著一如傳播學者馬奎爾（Denis MacQuail）所稱的「意義的交換」者的角色，她通過文壇訊息的流通和文化場域的意見交換，提供給台灣文壇具有創造性、互動性以及開放性的空間；在這個開放的空間中，文壇訊息充分被分享、文化場域中的各種力量及其觀點被呈現，因而多樣並且真實地記錄了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和文化思潮起伏的圖象，提供給當代以及未來觀察台灣文壇動向和思潮消長的研究者豐富的史料與素材。光從這個角度來看，從1983年創刊至今，仍然持續不斷的《文訊》就對台灣文壇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但猶不只於此，二十五年來，《文訊》從威權年代到開放的年代，從國民黨黨營媒體到民間財團法人基金會的形態，從曾經具有執行政黨文化工作任務的刊物到褪盡政黨色彩成為服務文壇的公共媒體，在不斷地轉型、調適以及與文壇互動過程中，也見證了台灣文學與文化傳播的變遷。

《文訊》創辦於黨外運動勃興的年代，面對文學界與文化界新興的本土力量，由國民黨文工會主導創刊，乃是當時台灣文壇的主流媒體，是台灣文學與文化場域的核心力量，其所傳遞的文學與文化議題，自然也就宣示並且呈現執政黨的文化政策和文化領導權，相對於1977年鄉土文學論戰軍方的打壓、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雜誌的風起雲湧，《文訊》的創辦，意味著國民黨文化工作路線的微調，從威嚇路線微調到說服路線，試圖經由《文訊》向文化場域中的反對力量進行軟性說服，並期待收編當時已經逐漸傾向本土力量的文學與文化工作者，緩和他們的反對聲音，強化以國民黨為中心的文化論述及其正當性。此由創開初期日治年代作家或上封面、或做報導可以略窺。如創刊號以王詩琅與蘇雪林並置、第9期以楊熾昌、第13期以黃得時為封面人物等均是。通過對日治年代台灣文學家的專訪、推介，連結鄉土文學意符，藉以擴大當時國民黨文化論述的內涵，並抵銷黨外台灣論述的力量。

迄1984年11月李瑞騰以學者身分進入《文訊》，擔任總編輯之後，文工會逐漸淡出《文訊》的內容與議題主導，《文訊》的文化工作氣息也因此逐漸轉淡，進入一個以學術背景和文學趣味為主的編輯方向，關注的議題很顯然地朝向整合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連結台灣文學與海外華文文學、以及文學傳播學的建立著手。在這長達八年的編輯過程中，「專題化」形成《文訊》的特色，部分專題，如「報紙副刊特輯」，對於台灣文學傳播的學術化貢獻甚大。事實上，從1980年代中期之後，《文訊》面對的是整個文壇大環境和政治環境的劇烈變遷──過去由國民黨主導、掌控的一黨獨大勢力，已經面對嚴酷考驗，1987年解除戒嚴、1988年解除報禁之後，大眾媒體也不再受到國民黨的有效控制。這個階段的《文訊》，從今天的眼光來看，確定了她做為文壇資訊提供者、議題設定者以及文學資訊學術化的定位，打下了一個儘管黨辦而不為黨的任務所驅使的公共論域基礎，因而贏得台灣文壇的信任。

1992年由封德屏擔任總編輯之後，十六年來《文訊》先後又出現兩次變化。首先是1997年7月，改為國民黨辦《中央月刊》的別冊形態發行，至次年8月始恢復獨立發行；其次，是2003年1月國民黨宣布不繼續補助《文訊》，改由台北市、桃園縣、台中市與財團法人青年發展基金會組成捐助單位為《文訊》籌募基金，而於同年7月《文訊》二十週年慶時成立「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並接手出刊迄今。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了《文訊》從黨辦到民辦的波折過程，國民黨的放棄《文訊》，象徵黨辦媒體時代的全面褪去，威權政黨年代的不再；也象徵文學藝術、文化論述的去政治化年代的來臨。這對《文訊》而言，並非壞事。從另一個層次來看，從1990年代開始台灣從政治到文化領域都已經開始朝向自由開放與去中心化的路徑發展，而主要由資本主義經濟與大眾市場決定了媒體的生存與發展，以提供文學資訊服務為主的《文訊》是否因此而遭到淘汰，則是一個隱憂。

封德屏擔任總編的這十六年間，《文訊》的公共論域化相當鮮明，公共論域，意味著《文訊》做為台灣文壇的唯一的訊息提供與服務領域，不為政黨、文學流派或單一的意識形態機器所掌控。這是《文訊》從李瑞騰主編時就開始成形的模式，在封德屏主編後更加確定。具體的事例如，從台灣各縣市藝文環境調查到「區域文學會議」的舉辦、從「台灣現代詩史研討會」的舉辦到《台灣現代詩史論》的出版、從「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的舉辦到《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的出版；更重要的是從1997年策畫編纂的《1996台灣文學年鑑》（至1999年）、《中華民國作家作品目錄1999》、《青年文學會議》、「台灣文學雜誌展」、「作家年輕照片展」等，都為台灣文學的研究、推廣發揮了重要的影響力。

二、做為台灣文壇的公共論域

在政治學上，民意（public opinion）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政治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將民意界定為「人們腦海中的圖象，人們對於他人與一己的需求、目的或關係所勾勒的圖象，就是民意」。事實上，民意不僅表達在政治領域，舉凡人類生活諸領域都有民意，也就是「公共意見」的存在，文壇做為文學界的領域，然也存在著一定的公共意見，這個公共意見的表達，和政壇不同的是，比較常見於媒體，而非議事堂，常見於文學刊物，而非政見會或選舉場子。二十五年來，《文訊》主要的表現正在於她提供論壇，容得台灣文壇的各個力量、意見領袖和個別作家發聲，闡述各自不同的文學觀，並表現各文學流派或主張的差異。在這個層次上，《文訊》也和文壇已有的以創作為主的文學刊物不同，台灣文壇上多數的文學刊物多具一定的文學主張，並因而形成特色，帶動文學思潮或創作方向；《文訊》則是反映並表現諸多文學主張、文學觀與文壇勢力的鏡子，她匯聚台灣文壇的多樣公共意見，表現不同主張和不同派別作家的資訊，連同他們的生活樣貌、著述與活動。這對同樣也有藍綠之分和認同分歧的台灣文壇來說，堪稱為異數，卻是相當彌足珍貴之處。

三、堅持為台灣文壇發聲

二十五年來，《文訊》由國民黨文工會黨辦刊物蛻變而為如今由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民辦的文學刊物，而台灣也已經由威權統治歷經了兩次政黨輪替進入民主多元的年代，《文訊》記錄了二十五年來在不同政治結構下的台灣文壇圖象，也保存了珍貴的二十五年台灣文化與文學變遷的多樣神采。潮流湧動、脈絡分明，通過《文訊》，台灣文壇的公共論域逐步形成，這個曾經是1980年代黨外和本土文壇人士避之唯恐不及的媒體，如今已為台灣文壇和學界所珍惜，也成為全球研究台灣文學、文化的學者不可忽視的重要刊物，打開《文訊》，猶如打開台灣文壇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二十五年的台灣文壇生態清晰浮現。這不能不說是台灣文壇的奇蹟，也是台灣文壇的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