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鴻鴻

國內劇壇發展的瓶頸，依我看來，癥結不在資金，不在創作者，甚至也不在觀眾，而在於媒體。我們有前仆後繼的優秀編導演員，也有一些有潛力的設計群，更有一群熱愛表演藝術的觀眾。不論資源多差，他們仍然在創作不斷冒險的戲劇。然而，卻極端缺乏報導跟評論。

我們抱怨世代斷層，抱怨後繼無人，我們抱怨。然而真正問題在於，許多斷層底下的演出未曾被看見。書、CD、電影一時不暢銷，一時沒評論，作品還是留得下來，可以藏諸名山，傳諸有緣人。然而，再好看的戲，一演完就死無對證。多數新人新作，事前沒有報導，事後沒有評論。做劇場無利可圖，人人明白，但還是願意投身火海，就是因為至少還有機會找到一些知音。可以為了做戲喝西北風，但做了沒人看見、演了沒有回應，卻足以令人消沉。媒體繼續抱怨、呼喚、惋惜，渾然不覺自己正是幫凶，甚至就是罪魁禍首。

現在台灣絕無僅有的演出評論園地，只剩下《表演藝術》。這是一份月刊，時效上已經常趕不及，還要肩負戲劇、戲曲、音樂、舞蹈等眾多領域，篇幅再怎麼精算，也不夠敷應恁多令人目不暇給的演出。許多值得關注的作品於是並沒有評論。以往的報紙藝文版都還會刊登評論，但至今已全部銷聲匿跡。沒有評論，演出的效應便無法擴散、無法累積。這情況，比起解嚴前的媒體空間，還要嚴峻。八○年代的劇場沒有國家資源，但廣受文化界及社會注目。九○年代擴張的媒體版面也給了劇場許多發聲管道。然而進入新世紀後，這一代的創作者卻必須在沒有利、沒有名、也留不下痕跡的荒寂土地上，告訴自己創作仍然是有意義的。

這樣的處境並不是全球性的。許多國家的劇院和媒體維持著積極的互動模式，讓創作者擁有跟大眾對話的心胸。

在法國，陽光劇團和彼得．布魯克等大師，不斷以作品反映當前世界種族與文化衝突的問題，尋找和解的契機；在德國，羅伯．威爾森重新演繹布雷希特的《三便士歌劇》，諸多劇院新詮從希臘悲劇到歌德《浮士德》等經典的嘗試從不或缺；在英國，愛丁堡藝術節促成當地劇作家哈洛維（David Harrower）與德國名導彼得．胥坦合作新劇《黑鳥》，探討中年男子與未成年少女戀情的社會禁忌，一舉贏得去年的奧利佛最佳新作獎。在媒體協力下，劇場一直是將文化累積發酵成醇釀、與大眾分享的平台，也可以是對現實問題灌頂發聲的論壇。但我們的媒體只注重噱頭的報導傾向，也導致劇場一再追求精緻的大製作，但可曾想過要精緻地表達什麼意念？一再追求跨領域的狂歡，又可曾想過一夜情之後留下了什麼結晶？

2008年，國家劇院將製作台灣戲劇史的回顧，《閹雞》、《高砂館》等里程碑都將重現舞台，必又將搶得媒體焦點。我們熱切希望這些難能可貴的再製不僅停留在懷舊，而能夠承接原作對現實的強烈批判。「台灣」是當前的顯學，如何拓展這個意象的包容性，不是讓劇場因「台灣」而可貴，而能夠讓「台灣」因有了劇場而更為清醒。劇場人和媒體都需要更加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