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裕順

有關前總統陳水扁之起訴，要不要具體求刑？原本刑事訴訟法白紙黑字，有明確嚴謹的法律規範。可是，卻因政治人物、媒體名嘴無端起鬨，引發陣陣漣漪混淆視聽。

參照我國刑訴法第二六四條第二項，起訴書之記載僅止「被告」、「犯罪事實及證據」，並無檢察官提起公訴應「同時」求刑的規定。相對地，同法第二八九條第三項之規定，要求審判辯論程序結束後，「審判長應予當事人就科刑範圍，表示意見之機會」。

亦即，「求刑」既非於起訴階段實施，亦非檢察官單方專斷宣示。「求刑」於訴訟程序的階段順序，乃於法官開庭審判後，經證據調查及論證辯論，再由檢察官、被告「分別」表達刑罰意見。

制度上檢察官求刑的機制設計，主要考量法律適用、刑罰制裁，理應趨於統一、均衡，使同類犯罪有同等刑罰，不同犯罪有相應制裁，以維持刑事判決「合乎比例」。因為，相對法院獨立審判、不容干涉之訴訟定位，追訴機關基於檢察一體的內控協調，方能確保「犯罪」與「處罰」之均衡。

並且，審判程序尚未開始前，證據是否可用可信未臻明確，犯罪成立與否亦難判定下，求刑顯然不具意義。歷來我國司法實務，檢察官起訴「夾帶」求刑的慣例，對照上述法律規範，不免令人有虛張聲勢之感、違法恣意之憾。

檢察官起訴不僅形式上用以連結偵查、審判程序，起訴書的記載亦實質標誌法官審理範圍與內容。並且，起訴書之機制設計，乃說明檢察官與法官角色迥異，訴訟程序上偵查與審判性質不同。換言之，檢察官提起公訴，並不代表司法審判，起訴犯罪並不等同被告有罪。起訴書的記載與提出，乃檢察官代表國家追訴犯罪，就偵查結果表達追訴一方之見解與意志。

因此，檢察官提出起訴書之機制目的，應僅止於使法官清楚知悉何人為追訴對象，以及所指控被告犯罪內容。本次特偵組起訴未具體求刑，乃擺脫我國歷來積非成是陋習，令人耳目一新，也為我國未來司改立下典範。（作者為警大刑事系副教授，日本國立一橋大學法律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