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立法委員與總統大選漸趨熱烈，經濟議題逐步受到重視。特別是近月來，油價、菜價起伏，股市常隨國際因素震盪，足以顯現經濟變動攸關國計民生，經濟議題因而成為大選論辯主軸之一，政黨與政治人物必須向公眾闡明其政策主張。只是經濟問題經緯萬端，非但十位經濟學家有十一種意見，即令同一位經濟學家，也常意見兩面俱陳，令人莫衷一是。美國前總統杜魯門因此有名言：給我一隻手（one-handed）的經濟學者！因為經濟顧問為他作分析，總是在敘述一種論點之後，立即加上「另一方面」（ on the other hand，英文字面意思是「另一隻手」）的意見頗令總統莫知所從。

在台灣進行經濟論辯，情況更為複雜。除了一般正常社會的經濟爭議，由於國家認同嚴重歧異，政黨惡鬥，外加崛起的中國毫不掩飾其併吞台灣的陽謀，各方人馬在替台灣經濟前景思考新局，為國計民生找尋出路時，常受到泛政治與中國因素所左右。處在這種環境的選戰經濟論辯因而不免偏差，不論其係出自當事人自身的意識形態，或由於對經濟邏輯與資訊掌握不足，也有的因受個別利益者遊說影響，還有的顯然被偏頗的新聞媒體牽著鼻子走。

馬謝同墮為開放而開放陷阱

代表中國國民黨角逐總統大位的馬英九，主張一年內與中國直航，便是一例。直航問題雖經台海兩岸談判，卒以中國方面不願以平等地位對待台灣，拒絕公開與台灣民選政府打交道而未成，障礙其實在中國而不是台灣。馬英九一年直航主張，雖與其終極統一意識形態相符，卻不免墮入「為直航而直航」的陷阱，絕不可能為國家帶來整體利益，也與七成以上公眾強調直航必須有條件進行的民意悖離；民意所指的條件，並非限時，而是國家尊嚴與安全。

舉著綠旗參選的謝長廷同樣落入「為開放而開放」的窠臼。在會見科技大老之後，謝長廷本週以美國英特爾到中國設廠為例，批評我國現行科技管制是「敝帚自珍」，將陷台灣「一無所有」困境。晶圓廠商要求大膽西進，六年前曾引起激辯，所幸政府當局審慎開放，方得以確保台灣晶圓產業至今的優勢。至於英特爾預定二○一○年於大連設廠，維持與主流技術兩代以上差距，產製無需尖端技術的晶片組，用於廉價電腦；其於業界領先的核心晶片產品微處理器，不在中國生產。代表綠軍參選大位者既無視中國竊取技術，有如本週美國國會報告所指出，被美國科技界視為最大威脅，也不論台灣迄今沒有通過國家科技保護法，面對中國經濟及科技掏空所需的出口管制法及經濟間諜法，亦均付之闕如。如此夸夸其談，一時以開放討好不識大體的業者，寄希望於「中間選民」，無怪乎要在綠營引起強烈反彈。

鎖國說法悖離事實

除了總統參選人對中國拚開放的言論，政治圈與新聞媒體也充斥似是而非的經濟論點，有的甚至荒腔走板，既不合事實，也脫離常識，茲舉其中之尤。

「鎖國」是最常見的陳腔濫調。這一帽子，用來指控政府對中國經貿的不完全開放，泛藍政媒最常拋出。事實是，台灣對外投資逾七成放在中國這個籃子，超過四成出口集中到中國，經貿明顯鎖在中國。經貿投資非但沒有「放棄中國」，反而孤注中國，把大膽西進等同於全球化，現狀如此，中國經濟若一帆風順，台灣或受部分利益；如其泡沫破滅，必將為台灣帶來極大禍害。正因如此，長期以來民調顯示，超過五成民眾認為對於企業投資中國應嚴格一些，另三成主張再趨寬鬆。

「政經分離」自欺欺人

「政經分離」也是一例。從政客到利慾薰心的商人，常以此自欺欺人，並向台灣民選政府嗆聲，撻伐「意識形態治國」，唯獨不敢要求中國比照辦理。這種雙重標準，導致台灣政商名流在中國無膽把中華民國宣之於口，套用兩蔣時代的口號，此不啻「賊立漢不立」，而其徒孫卻甘之如飴。同樣地，立委諸公諸婆口口聲聲「拚經濟」，卻連政府總預算及重大民生法案也因政黨惡鬥而刻意抵制，徒見其「政經分離」純屬欺人之談。「與極權國家做生意，絕對沒有純經濟關係這回事。」上世紀二次大戰前，美國外交官出身的米勒（Douglas Miller）於一九四一年十大暢銷書之一《你不可和希特勒做生意》，有此名言，如今同樣適用與中國打交道；法西斯與共產一黨專政，其極權一也。

「兩岸共同市場」亦復如此。共同市場構想，源自歐盟經驗，亦即在自願、平等與和平原則，追求經濟共同利益甚或統合，惟於政治則各國保持獨立自主，亦絕無以大欺小情事。中國對於台灣，始終企圖以大吃小，且其踐踏民主自由與人權，於國際間惡名昭彰，悖離歐盟宗旨。「兩岸共同市場」從蕭萬長倡議六年，且頻頻以此為名往返中國，卻只換來中國前年於連戰、胡錦濤二人會面公報十點結論中兩句話點到為止。如今又拿來當馬蕭二人政見，對於如此亂套歐盟模式而無視常識與現實，台灣公眾自不可能輕易照單全收。

事實上，經由即將到來的大選，有志競逐大位的政治領袖，甚至台灣社會，最應慎思明辨，並且透過理性詰辯釐清的經濟要務，應是檢討近年經濟表現，探究應興應革事務，並找出振興經濟與增進生活品質之道。中國因素是重要的，畢竟這個崛起的大國擺明，政治上台灣必須屈從其強權之下，即連經濟也是打著交流之名行磁吸與掏空之實，對付台灣的途徑之一。就此而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家梭羅（Lester Thurow）一九九二年出版《世紀之爭》一書時，曾奉勸台灣：致力產業升級，方足以提升品質、利潤及薪資所得；把產業外移中國，從事低工資、低報酬的次級產品生產，最終將危害台灣。不幸，十五年來台灣產業大量外移中國，「兩岸三地」經貿成圈，上班族受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化衝擊薪水難增，充沛的台灣資金與人才大量西進，整體經濟逐漸落入中國彀中。台灣不聽梭羅之類忠告，顯然後患不小，此亦凸顯現今拚開放政見之誤謬。

歷史難以重來，但有效的民主社會卻必須透過選舉論辯清楚，共創美好未來。同樣從常識出發，家和萬事興，政黨輪替以來的朝野對立，立法與行政部門惡性對抗，已經導致台灣國際競爭力受害，政客公信力江河日下。選舉既到，政客說一套、做一套的積習勢必難改，公眾卻不能不明智選擇。（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