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通往我睡房的門；我也在這房間裡幫雇主燙衣服摺衣服。注意到插在門鎖上的鑰匙嗎？一直是掛在那裡的。我沒有拿走鑰匙的權利，這也代表我其實是沒有隱私的。任何人想進來我房間都可以隨時開門進來，甚至當我熟睡時。不過沒關係，屋裡其他的人應該是不會對我怎樣的，至少我是這樣相信。何況這只是許多我必須去適應的事裡頭的一項罷了。

◎郭力昕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花了很大心力創辦移工攝影工作坊，並將兩期學員作品的成果展整理成攝影集，並隆重舉辦攝影展與系列活動，這是一項極為可敬、也極其動人的成績與實踐。主要以家庭幫傭為工作內容的創作者，將她們在工作空間裡的疲憊、寂寞、無助與各種心情，以及對台灣社會／文化的體驗、觀察心得，直接而生動地顯影於作品中，成為一份非常有重量的影像創作與時代紀錄。

除了「使用」，更該看見

這份攝影記錄，再一次改寫了馬克斯在《霧月十八》經常被引用的名句：「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再現（或詮釋）。」法國大革命時代的農民缺乏組織，復被統治者弱智化，因此無法為自己發聲，只能倚靠別人代言（例如他們的雇主）。在TIWA協助下逐漸培養自我賦權能力的移工們，透過攝影，與該協會形成的組織力量，將自己的生活情境與生命故事，第一手的、第一人稱的表述給這個只「使用」她們、卻大抵無視她們存在的雇主們與台灣社會。她們不但能夠、而且必須表述自己。

紀實性的攝影作品，究竟能否再現真實，一直是個辯證的問題。這雖然是複雜的議題，但若用簡單一些的方式檢驗，也多少可以回應它。例如：在真實世界裡，究竟誰再現誰？或者，攝影者能呈現哪些面向的真實與細節？影像的再現，最讓人詬病的，是將被攝者刻板化或他者化。例如，白人（或以白人的角度）的攝影裡刻板再現的非西方世界、中產階級眼裡的勞動階級、或本地人（「我們」）再現外勞（他們）的概念。階級／文化的本位主義，讓這些再現經常出現嚴重的扭曲。當移工們拿起相機，主體地敘述自己的狀態、情緒或思考時，雖然不表示她們的影像裡必然包含著更多的真實資料，但是這些材料與書寫，確實有助於我們對多重真實的認識，並帶來更大的反省。

孤寂訊息，充滿衝擊

移工攝影展裡的作品，整體而言對我是個衝擊。有些作品的訊息，我固然知道一些（例如她們的孤寂心情、與被雇主剝削的工作／生活條件等），但更多展現於圖文裡的她們的言說能力與人的品質，是我不知道的。首先，她們工作條件普遍不佳甚至惡劣，許多攝影者或其同伴缺乏起碼的休假或基本的尊重對待，但從作品中，我們看不到口出惡言者、連怨歎的聲音都不很多。她們多半溫和平靜地陳述著心情與遭遇，甚至能夠尋找讓自己快樂的正面觀點；做為觀者的我們，在這些簡單的畫面與事實裡，只有感到更多的歉咎與心痛。

在本身已經辛苦的情境下，有些攝影者尚能同時看到本地人的辛勞（如檳榔西施、週日仍須工作的電工、必須自己做家事的鄰居老太太……等等），推己及人地同情著剝削她們勞力的這個社會裡其他值得關切的人們。更令人驚豔的是，一些移工的作品裡，反映了她們對於台灣社會觀察與對比不同文化經驗的敏銳度，以及使用影像符號做為隱喻的能力。

例如，Gracelyn G. Mosquera〈星期天的掃把〉一作，在簡潔漂亮的構圖裡，隱含的是一個週日可以休息的掃把、與許多在週日也無法休息之外勞的諷刺對比。在她的〈一百元與菲律賓國旗〉，更透過「萬國旗」裡（但實際上只有美、英、法、加、澳、日、韓等國的國旗）不可能找到菲律賓國旗的一個台北街頭景觀，再現了台灣在投射自己國際認同時崇拜與忽視的取捨對象。Ma. Belen Batabat一系列的台灣社會景觀，從捷運站裡的紅衫軍、BBrother的街頭政治塗鴉、癌症患者的化療室，到西門町穿著西服外套、和善而尊嚴地賣鞋帶的老人，更是令人佩服的作品；其細膩準確的社會觀察能力，和對人的敏銳觸感，可以讓許多在大學校園裡生活貧血而致「缺乏題材」的攝影學生，感到汗顏。

觀看移工，重審自己

移工們的攝影作品，不僅反映了她們集體的表述力與創造潛能，也在這些鏡像裡，自覺或無意地映照了台灣許多不堪的社會與文化內涵，無論是台灣雇主們對移工的剝削、違反人權，或台灣許多室內外空間的醜陋髒亂缺乏美感（卻常常自鳴得意地以為台灣列於已開發國家之林），抑或這種無視於自身醜陋的台灣井蛙性格，所愈積愈多的文化傲慢與卑劣品質。我要感謝這些移工與協助她們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在攝影中安靜地、準確地提供了我們一面面可以自省的鏡子，讓我們跟著移工們的鏡頭學習，重新看待自己的社會與文化。●

■由台灣國際勞工協會所舉辦的移工攝影展，展期為6月3日至6月10日，地點在撫順公園（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6月3日下午1時30分，並有開幕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