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上週曾論及，從中國所修剪的統計推演的三個錯誤論述，誤導了林濁水先生對中國經貿的思維態度，但這一改變也註定了整個邏輯的衝突。

從林先生《共同體》一書我們可以清晰看到林先生對中國之基本認識。他說「中國人（包括受中國化教育的）遠離中原就產生強烈的邊緣化焦慮，這深層的價值觀又透過台北許多主流國家經濟政策的論述被表現出來」，一語道出了當今台、中間經貿問題的根源，令人欽佩。林先生對南韓經濟之看法也很深入，在《共同體》一書強烈反駁薛琦「韓國對中國投資大幅超越台灣，是韓國經濟成長動力」的看法，指出「韓國對中國投資金額小時，經濟成長幅度大，二○○二後對中國投資擴大，成長反而趨緩」，並引述了大前研一的一段話，「南韓企業若仍不直接進軍美、日等發達國家市場，而持續躲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南韓將被中國併吞」。

問題是，持此觀點的林先生怎又會認同「台、中、美經濟產業鏈」大架構呢？若南韓過多的對中國投資會有被中國併吞的憂慮，「台、中、美產業鏈」的架構明明要以中國為生產基地，明明是「持續躲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做法，怎會沒有被併吞的憂慮？這就是矛盾之一。

林先生認為「南韓對中國之投資小時，南韓經濟成長幅度大，增加對中國投資後，成長率反而趨緩」，這一點筆者是非常贊同的。但他又拿中國之統計告誡本土人士，說「投資中國金額高的一九九○年代，台灣經濟成長率高；二○○一年後投資中國金額減少，台灣經濟成長率低」，前者與後者之因果邏輯似乎完全相反。此乃矛盾之二。

林先生積極為民進黨政府的「積極開放」政策辯護是可理解的，為此借助中國的統計，以此試圖證明積極開放後對中國之投資沒有增加，一方面卻完全陷入中國統戰之陷阱，因為「積極開放」是泛藍統派的專利，若積極開放沒錯，即泛藍的主張是對的，那麼過去六年台灣經濟由四小龍龍頭掉至龍尾，貧富差距之擴大，失業、自殺率之攀高等等，一切責任即必須由民進黨來承擔，這正是泛藍所要的理論架構。

或許林先生認為近幾年台灣經濟動力之衰退，罪不在「積極開放」，而是如「積極管理不如技術創新」一文（二○○六年十二月廿九日）所指，是「技術之不能及時創新」，但這也是林環牆教授所指的「創新毀滅失衡」，林教授認為近幾年台灣國際競爭力之所以下降，是因為過多的資源（資金、人才）移至中國，導致台灣技術創新趨緩。這一個事理，亦與林先生所引述的「韓國企業若仍不直接進軍美、日等發達國家，而持續躲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即南韓終被中國併吞」是異曲而同工。可見林先生的「積極管理不如技術創新」與《共同體》一書對韓國經濟之看法存在著基本上的矛盾，正確的論述應是「無積極管理即無技術創新」。此乃矛盾之三。

林濁水先生是筆者敬佩的民主鬥士，對中原文化之認知與筆者觀點有很多相似之處（請參閱拙著《中國之興衰》，一九九二年初版），但不知為何中國的偏差統計迷住了林先生，改變了其思維，這一改變註定了上述邏輯之矛盾與不一致性。

（作者為前國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