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麟專欄》超限戰的極致﹍使其不自覺地站在敵人立場﹍

超限戰之極致是，讓敵人不自覺地站在他者之立場，做些不利於自己的事。民進黨政府高唱「台灣主權獨立」，卻受媒體、台商、御用學者之影響，站在中國「以經促統」之政策上大搞「積極開放」，結果「養虎為虐」，百業蕭條，民怨沸騰，演變至凱道紅潮之亂，即其一例（註：SOGO、台開案只是導火線而已），超限戰之厲害就在於此。

超限戰戰場無所不在，手段也無所不備，但亦非神功無邊。一九八七年以前，台灣因採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三不政策，中國超限戰在台灣島內就使不上力量。一九八七年開放探親，台灣與中國開始有了接觸，只不過李登輝主政時期，由於李氏之執著，台灣中心之主體觀一直為政府施政之大方向，因此台灣在紛紛擾擾的文化及國家認同爭吵中保有一明顯的指標，即台灣主體性之建構。依此，本土化、民主化成為李執政時代國民之主流意識，種下了本土政權崛起的種苗。

不意，上台的民進黨政府一開始就以「四不一沒有」，將「台灣主體」做了一次而大膽的自我了斷。次年又通過了「開創台灣經濟新局決議文」，將與中國之經濟統合予以定調，開啟了往後六年經濟上朝野互拚開放之局，注定了今天台灣政經之困境。這種「經濟統合與台灣主體可以兩立」的阿Ｑ理論，使得台灣主體之建構隨著統合之進行逐步走下坡，這也是民進黨二○○四年的總統大選贏得那麼辛苦，而往後的立委選舉、三合一地方首長選舉中節節敗退的主要因素。

把操弄族群的罪惡由國民黨身上卸下，而由民進黨及陳總統來背黑鍋的，也是民進黨人。二○○四年選後，當泛藍凱道抗爭持續不斷之時，一群民進黨人「適時」提出了所謂的「新文化論述」，呼籲民進黨及其同志「少提愛台灣」等本土口號，以免撕裂族群，並主張承認中華文化是台灣文化的核心。此一聲明無異承認並賦予泛藍凱道抗爭的正當性，也污名化了本土化的運動。從此，失去了主張本土、台灣主體正當性的泛綠，很快就失去了民眾的熱情與支持。

此種不自覺地站在他者立場做些不利於自己的，也出現在去年三月，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之前後，台灣政府對接踵而來的中國國民黨副主席、主席等泛藍人士的緬懷之旅、和平之旅裝聾作啞樂觀其成的態度，無異將對方之立場予以正當化，把民主、自由無限上綱到國家認同之上，認同了他們這種叛國背台的行為，開啟了「聯共制台」的「康莊大道」。

扁政府之失策、廉潔問題固是因素之一，但能讓民進黨及其領導者不自覺地站在他者（敵國）立場的「超限兵法」，才是此役的幕後「功臣」，其「運籌帷幄」的隱密性、功效性，實在令人咋舌。（作者為前國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