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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仔番薯一家親

■ 張曹

拜讀張楓先生的「我的外省老婆」和唐齊小姐的「我的外省老公」,對於文中所透露的無奈心聲,個人覺得與其消極忍受,不如起而積極作為。

我是台灣人,三年級生,和唐齊小姐一樣,「蔣公」去世時如喪考妣。

九七年回國後,讀到已故廖中山先生多篇大作,內心受到極大震撼,獨立思考的能力開始萌芽。接著又看了蕭麗紅的《白水湖春夢》,和阮美姝女士的《尋訪二二八散落的遺族 — 幽暗角落的泣聲》、《尋找二二八失蹤的爸爸阮朝日 — 孤寂煎熬四十五年》,一週之內我的眼睛因哭泣連續紅腫七天,在此同時,我一輩子的黨國教育也全盤瓦解了。我開始認識並親近我真正的母親 — 台灣,也同時興起做些影響不知不覺者的工作,首先的對象就是我的所謂「外省老公」。

我之所以說「所謂」,是因為外子現在已經不認為他是「外省人」了,但幾年前卻不是這樣。外子曾參加過新黨集會,抽屜裡擺著「我是中國人」的錄音帶,愛看李濤的政論節目。我雖然很生氣,但想想醒悟以前的我不也是這樣嗎?便經常與他分享我的讀書心得,帶他認識「外獨會」的朋友,才短短半年,他就茅塞頓開,從此我們看電視悲喜同感,不必像唐齊女士那樣夫妻「不談政治,因為知道立場不同,不想傷感情」,更不像張楓先生那樣憋著怒氣忍受悲哀。

誠如唐齊女士所說,我們都是「被威權統治的黨國機器,藉由學校教科書、報紙、電視的長期思想教育,塑造成這副德性」,但成年後的我們為什麼不發揮「獨立思考的能力」呢?和唐齊女士一樣,我們也生了「芋頭番薯」,而且多到三個,他們在我帶領參觀過「二二八紀念館」後,不再相信老師灌輸他們的「台灣人最沒水準,都是穿拖鞋嚼檳榔」之類的謬論,我們的家庭從此也更加和樂融融。

唐齊女士祝福「張先生張太太,能用你們對彼此的愛、對家庭的愛,把野心政客從你們的家裡趕出去」,這其實是鴕鳥心態,我倒是勉勵有同樣情況的家庭採取正面積極的作法,努力去了解台灣歷史,宣揚對台灣母親的愛,唯有如此,才能享有真正家庭的愛。

(作者為台北水噹噹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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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4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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