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社論學歷史思考

■ 陳尹暐

五月三日是東京大審開庭六十週年，讀賣新聞日昨社論以「戰爭責任的究明要靠國民自己」為題，針對整個大審法庭的結構提出審視，頗具歷史思辨意義。

該社論質疑，所謂Ａ級戰犯的認定標準何在？例如在開庭前，應當時蘇聯要求將前外相重光葵追加為被告，但重光氏於戰後再任外相，過世時聯合國還表示哀悼。再者，努力於避免美日開戰，而且在戰爭末期致力於早日停戰的前外相東鄉茂德，也同樣被列戰犯。可見對相關人物的評價難以一論，戰犯認定標準更是不明。

在裁判國方面，蘇聯於第二次大戰初期因為是「侵略國」，而遭國際聯盟除名，更違反日蘇條約參戰，將六十萬名日本兵綁到西伯利亞，造成數萬人死亡，同樣違反國際法。此外，英、法、荷等國甚至在大審開始後，對亞洲的軍事侵略仍在進行中，是否也該受審？凡此都值得重新省思戰勝國審判戰敗國的意義。

讀賣並未否認日本魯莽地發動戰爭，造成日本國民與其他國家重大傷害，也承認當時的領導者要負的責任是非常重的。日本也曾想自我究明戰爭責任，例如：東久邇內閣的戰犯裁判構想、幣原內閣的戰爭調查會等。縱使由日本自身加以裁判，東條英機也無疑是有罪的，但是相關構想的運作，都受到盟軍的阻撓。

筆者非歷史學者，對於讀賣這則社論無從評價。但歐洲強權侵略亞洲是事實，也的確未受到任何制裁；對歷史的追究、反省，確實也唯有靠國民自覺才有意義。筆者那個年代的教科書，並未告訴我們思考歷史的方式，唯一的印象是蔣介石有多偉大。一則社論就擴大了筆者思考的縱深，勝過「五胡亂華是那五胡」這種無意義的記誦。（作者就讀輔大財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