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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裡衣袂相碰撞 楚浮和高達的遇合與離散
 | | 圖◎吳孟芸 |
◎毛尖
楚浮(Francois Truffaut)的電影《騙婚記》(LaSirene du Mississippi,1969)中,楊波貝蒙(Jean-Paul Belmondo)和凱薩琳.丹妮芙(CatherineDeneuve)有這樣一段「愛很痛吧?」「是,很痛。尤其是你看著我的時候。」「但昨天你說愛是歡樂。」「它是歡樂,也是傷痛。」拍攝這個鏡頭的時候,楚浮相當恍惚,攝影棚裡的人都自覺地不去打斷導演的恍惚,人人心裡想著:果然!導演又愛上了女主角。
楚浮的確是愛上了丹妮芙,就像他之前愛上摩露(Jeanne Moreau),之後愛上艾珍妮(Isabelle Adjani)一樣,他總是比他的男主角更熱愛女主角。但是,這一次的恍惚,有一些不同。
他沒有盯著丹妮芙看,他的眼神有點遠。他在想念高達(Jean-Luc Godard),他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和高達漸行漸遠了。1960年,他拍完《射殺鋼琴師》(Tirez sur le pianiste),高達表示過讚賞,但之後,他就對他的電影一言不發了。楚浮在想,是不是自己真的像高達所暗示的那樣,「菁英到墮落了、完蛋了」?丹妮芙和楊波貝蒙的台詞,是不是說出了他和高達的「歡樂和傷痛」?
◆ 蜜月,縫隙,然後決裂
1956年,楚浮二十四歲,高達二十六歲,夏布洛(Claude Chabrol)二十六歲。那年,楚浮和夏布洛準備拍一部根據社會新聞改編的電影,也就是以後的新浪潮代表作《斷了氣》(A bout de souffle,1960)。
但是,他們兩人觀點不合,影片就擱淺在那裡。後來有一天,高達突然說,他願意把他們的這部電影拍下去。於是楚浮掛名編劇,夏布洛當技術指導,高達當導演,《斷了氣》又接上了氣。那真是每一個影迷夢想中的組合,楚浮的主人公奔波在高達的鏡頭裡,夏布洛在一邊調度著節奏……影片最後變得非常「高達」,但是楚浮和夏布洛一點都不介意。那是新浪潮健將們的蜜月期,就像法國資深影評人瑪格尼(Joel Magny)說的,那個年代,「同樣的靈感,同樣的大師,同樣的編劇,同樣的想法,同樣的女孩……」年輕的楚浮愛年輕的高達,年輕的高達愛年輕的楚浮。楚浮的《四百擊》(Les Quatre Cents Coups,1959)剛一上映,高達就在《電影筆記》上撰文:「藉著《四百擊》,楚浮進入了我們童年的教室,也進入了現代電影。」他預言,從此以後,「楚浮的孩子」將成為一個常用詞彙, 人們說起「安東」(《四百擊》主人公),會像說起「教父」一樣。的確,《四百擊》是如此傲慢,如此頑固,又如此自由,高達最後總結說,這部影片定義了:坦誠。迅捷。藝術。創新。技術。靈感。莽撞。嚴肅。悲劇。革新。夢幻。殘暴。情愛。普遍。溫柔。
同時,高達的每一部電影面世,楚浮都熱情洋溢地表示最高級的敬意: 「《卡賓槍手》( L e scarabiniers,1963)不是傑作,它大於傑作!」「《狂人彼埃洛》(Pierrot Le Fou,1965)是一個奇蹟!」不要以為他們在互相吹捧,做為當時法國最好的兩個影評人,楚浮和高達從來不是隨便說好話的人,他們對同行的批評有時稱得上「血腥」,他們彼此的最後翻臉也一樣血腥。
其實,早在五十年代末,他們的電影意識形態就顯示出了分道揚鑣的跡象,儘管他們同樣醉心於新浪潮精神之父巴贊(Andre Bazin)的理論,「攝影給時間塗上香料,使時間免於自身的腐朽」、「攝影機清除了我們的感覺蒙在客體上的精神鏽斑,只有旁觀者的鏡頭能夠還世界以原本面貌,從而激起我們的眷戀……」基於這些觀點,新浪潮與戲劇決裂了。沒有故事,從來不曾有過故事,只是生活在銀幕上流動,觀眾可以自由地選擇他們自己對事物和事件的解釋。
不過,從巴贊的理論出發,楚浮的重點是「沒有正確的畫面」,高達的重點是「正確的只有畫面」。楚浮從好萊塢的「壞電影」中學習「不應該怎麼拍片」,高達藉反抗「法國優質電影」吶喊出「電影就是每秒二十四畫格的真理」。他們一起大聲疾呼「拍電影,就是寫作」,但是,楚浮寫下的故事似乎愈來愈退縮到房間裡,關乎的也主要是男女情愛。
同時,楚浮的鏡頭色調變得日益濃郁,從早期的《頑皮鬼》(Les Mistons,1957)到《巫山雲》(L'Histoire d 'Adele H., 1975),再到《最後地下鐵》,楚浮像是要用愈來愈熱烈的電影顏色把公共生活和革命政治堵在電影院門口,他厭惡政客,他把他們菸灰一樣地清除出他的銀幕,但是,也因為這一點,他和高達最後鬧翻了。
◆ 「如果你想討論一下,也行。」
1968年法國革命之後,他們兩人就不再來往,雖然在1967年,高達完成《中國女人》(La Chinoise)時,楚浮還表示過公開的敬意;但是,高達對楚浮的不滿到底藏不住了。六十年代開始,高達的電影語法是:革命,戰鬥,批判;他的電影語彙是:暴力玫瑰、革命馬路和打倒資產階級!楚浮說:「高達沉迷於另一類電影中,1968年以後他認為不可能再拍以前那樣的電影,他仇恨那些走在老路上的人。」而從各方面而言,高達都希望早年的新浪潮夥伴可以配合他的火藥攻勢,但楚浮沒有,楚浮選擇了繼續拍「通常電影」。
終於,1973年五月底,也就是那年的坎城影展剛剛落幕,高達向楚浮開槍了。事情是這樣的,那天,高達興沖沖走進電影院去看《日以作夜》(LaNu i tamericaine,1973),興沖沖是因為他對楚浮畢竟抱著同志般期待,「也許這回楚浮改變了……」但是,看完電影,他勃然大怒,而且他希望楚浮立即知道他有多憤怒。他給楚浮寄了一封信,語氣倨傲又隨便,「倨傲」來自於他的左翼立場,「隨便」則源於他們的往日友誼:「也許沒人會叫你說謊者,但是我會。我不是要謾罵你『法西斯』,我是要批評你。你說,電影是暗夜裡的大火車,但是,誰在坐你的火車,是哪個階級在坐?而且,誰是那個身邊坐著奸細的列車長?」高達非常暢快地鞭撻了一通楚浮的電影意識,然後,他用了比較正式的語氣,一點也沒有拐彎抹角地提出:「拍了《日以作夜》這種影片後,你該資助我了,這樣觀眾才能知道世界上不光光只有楚浮電影。」他直截了當地要楚浮為他的下一部影片投資一千萬或至少五百萬法郎。最後,他用了幾乎是挑釁的語氣說:「如果你想討論一下,也行。」說實在,做為他們倆共同的影迷,第一次看到高達的這封信,驚訝之餘其實有一些感動,那真是一個坦誠又年輕的時代,兩個人可以這樣講話,天真的高達居然可以用這樣傲慢的語氣請求楚浮「幫助我」。
自然,一樣心高氣傲的楚浮馬上被激怒了。他回了一封二十頁的長信,用同樣的憤怒回敬了高達。有意味的是,兩人的信,一樣以憤怒為主題,但風格完全不同,高達是霹靂左翼風,像他的電影;楚浮講究細節,連綿深入,也像他的電影。楚浮先為尚皮耶.李奧說話。做為新浪潮時代最著名的臉,李奧是在《四百擊》中成長起來的,後來,他同時為楚浮和高達拍片,那個時期,導演和演員的關係就像鏡像一樣纏繞又親密,他們三個人戲裡戲外,成了電影史上最著名的「導演和演員關係研究個案」。
楚浮把高達污辱李奧的信退還給了高達,說:「你寫給李奧的信我讀了,我感到噁心。在我看來,你很可恥。你語態高傲,把自己裝扮成受難者,而事實上,你從來都能得到你想得到的。同時,你卻可以犧牲沒有防衛能力的人,來維持你那可笑的酷漢形象。」高達所扮演的高高在上的批判藝術家角色激怒了楚浮,他說他本人更喜歡謙卑的藝人。他諷刺高達:「你愈說自己喜歡民眾,我就愈喜歡尚皮耶.李奧。你假惺惺的左翼立場掩蓋不住你骨子裡的菁英主義。」這封長信的結尾和高達的結尾一模一樣:「如果你想討論一下,也行。」
◆ 沒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
自然,這個「討論」沒有實現,新浪潮時代最動人的友誼結束了。楚浮雖然在二十頁的長信裡也好好宣洩了一番,他的悲傷卻相當深重,失戀一般。他向親愛的巴贊夫人談起這次痛苦的失和,巴贊夫人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我不知道高達是否能看懂你的憤怒,其中包含了深切的悲傷和友誼。當然,我也不認為高達那麼沒有情感,我相信他的那些憤怒來自於腦袋,而你的,來自於內心。」接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從高達開始的發難,讓當時的左翼影評界紛紛回應,他們譴責楚浮的意識形態為「中間態」,他們稱他為「機會主義」,「叛徒楚浮」。著名作家波禾(Jean-Louis Bory)開始的時候對《日以作夜》還相當友善,幾個月後,卻說「此片一派調和論,」而且粗率斷言:「楚浮、夏布洛、德米、侯麥,他們已經把自己出賣給體制了!」楚浮也給波禾回了一封長信,說:「做為一個導演,我工作時的靈魂和你寫作時的靈魂一樣:我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題材,然後用合適的方式創作出來,然後投放市場……是好是壞,我的每部電影都是我想做的,別無他想……我沒有把自己出賣給體制,我不過以自己的方式在體制內工作。」楚浮不願意像高達那樣,做為一名烈士站在體制裡,他甚至強調說,我對我所有的影片負責,「我從來不準備譴責體制」。楚浮的這句話後來又讓左翼影人逮住痛打了一頓,但是,他堅持他的誠實,並且認為自己和他們的分手也是必然的,儘管每一次都很痛心。
後來,楚浮去世前幾年,高達倒是試圖和解兩人恩怨。他給新浪潮時代的三伙伴──楚浮、夏布洛和李維特(Jacques Rivette)──寫信,說希望在瑞士的家裡招待他們。楚浮回了信,表示如果要他到場,高達也得請這些年來被他謾罵侮辱過的朋友一起出席,信的結尾,楚浮罵得很平民:狗屎還是狗屎。
十年怨恨終究無法化解,最後的機會是1981年,兩人在紐約的一個飯店不期然碰面,但是楚浮拒絕和高達握手,他們一起等計程車,楚浮裝著看不見高達。
想起來真是傷感,兩個電影大師,風裡衣袂相碰撞,卻冷冷地走開了。
楚浮喜歡說一句話,沒有你不行,有你也不行。有時候想,楚浮的這個「你」,也許指的是高達,雖然他至死也不願原諒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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