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藏所

收留疲軟身體，慰藉徒勞心靈。

一茶人生

文．攝影◎陳黎

最近，此間，國土、疆域、認同等議題甚敏感而流行。有一位宣稱對「地上的居住」擁有絕對主權的王者，派代表來跟我談判、釐清他與我之間國土重疊的問題。我以「準國與國的關係」跟他說，我要的不多。我的生活，你知道，就是在山與海之間。我的國土界線明確，左到邱上林，右到林宜澐，北到七星潭的防風林，南到我電腦螢幕上的網路叢林，簡單的說，就是在兩「林」之間。他問我，林宜澐他聽過，是你們花蓮的小說家，最近發表一部肥肥的《東海岸減肥報告書》，但誰是邱上林？我說是我每天或每隔一天會碰面的朋友，急公好義，喜歡記錄風土人情，不時會坐飛行傘或輕航機上天往下拍照，莫言、王安憶、鄭愁予、洛夫等人來到花蓮時都曾在他汽車椅墊上留下臀印，跟著他東跑西跑瀏覽山水。我每日的生活就是在兩林之間畫一個直徑百公尺的茶杯，在裡面的兩三間茶舖、餐廳，跟幾位朋友三不五時喝茶吃飯聊天。這就是我的一茶人生。他說為什麼是「一茶」？我說，一茶是日本俳句詩人小林一茶之名，一茶也是一杯茶，或者一個茶杯，你每天都可以看到我在直徑百公尺茶杯裡的A、B兩家茶舖喝一杯茶，店員們都知道，十有八九是珍珠綠茶。你也可以說是三杯，因為茶杯有時候會從兩家茶舖移動到一家羊肉爐店，點個三杯雞或三杯小卷和林宜澐的酒杯、邱上林的茶杯對飲。這習慣法成形多久了？我說，從不知不覺發現自己還未立憲就獨立成國開始。那你的國民在國內都做些什麼？我說我不是說過了嗎？喝茶吃飯聊天。

聊什麼？你不知道嗎，胡說八道啊。

聽林宜澐胡說八道，向邱上林胡說八道，向任何偶然或必然過境的友邦人士胡說八道。我不敢說我們是不是禮樂之邦，但以詩立國是確定的。我的國民不會在茶舖或羊肉爐店寫詩，但會在那裡發表詩，做世界首演。做「世界首演」你懂嗎？就是向全世界首次公開作品，讓全世界傾耳聆聽剛剛出土的吾國之詩作。向全世界的誰？就是向邱上林等一、二人啊。有時候我念，邱上林等人聽。有時候邱上林等人念，我聽。這就是全世界啊。你沒聽過「茶杯裡的風暴」嗎？對著一杯茶或一個茶杯念詩，吐氣，產生茶杯裡的旋風，茶杯裡的音響，慷慨地讓世界這整個大包廂收聽。

會聽得清楚嗎？沒錯，有時候茶舖、餐廳人多，很吵，音效是不太好。這樣你們也爽嗎？欸，嚴肅點，這是世界性的大事哪。你沒讀過去年大學入學考試考過的一首古詩〈春宿杜府〉嗎──「每每是漫興而成，修改再三／我不是看過他左推右敲，大聲地朗讀新作／彷彿普天之下都聽他姓杜的一人」，把那個「杜」改成我的姓，就是了。哇，你這世界，這天下，也未免太大了吧，簡直是大世界裡的小宇宙。對啊，你怎麼知道最近我的國民又寫了一組一百首三行詩構成的《小宇宙》，你有在鄰桌偷聽我們聊天嗎？要聽我「世界首演」幾首是嗎？可以的。「風的公寓：準備讓／一萬個伴侶集體／ 受孕的花粉的轟趴」。聽得清楚嗎？「一茶人生：／在茶舖或／往茶舖的途中」──這是上次詩人朋友陳家帶入境兜留兩天脫口而得的。「那女侍端盤清桌多輕巧／絲毫不知黏在她光滑／臂膀你目光之油膩難拭」──這是在A茶舖。「在年輕人常去的茶舖遇見我的母親／我不敢置信地盯著她。坐在對面的／友人問：你在看哪個美眉？」──這是在B茶舖。「哥哥與妹妹坐著薄薄的木臼浮海而來，生下／薄薄的我們，在一塊薄薄的臼形地裡種田搗米／薄薄，薄薄地度過我們薄酒輕歌的浮生」──這當然是在林宜澐舉杯喝酒的羊肉爐店了。你知道花蓮南埔是阿美族「薄薄社」所在嗎？傳說祖先是遇洪水坐著大臼漂流而來的一對兄妹。

木臼，阿美族語叫「巴薄薄安」，略其首尾音而為社名。又說因部落各戶傍晚臼中搗米發出「薄薄」聲而得名。「薄酒輕歌」，我們當然也是薄薄族，在一個茶杯大的小宇宙裡。你沒聽過林宜澐和邱上林合唱過嗎？那可是世界有名的。他們永遠合唱兩首歌： 〈望春風〉，以及（中華民國）〈國歌〉。其聲一高一低，合而為肥油甘脂入耳；其人一肥一肥，合而為一可愛至極的合肥。有時應他們自己要求，加演一首我們中學音樂老師郭子究作曲，我填詞的台語版〈回憶〉，但常常因為忘記歌詞又改回國語版。還要再聽我「世界首演」嗎？這是剛才你去尿尿時，閃入腦海的：「二三子：荼蘼花開／春的姿態正冶艷得／腐敗，盍興乎來」。

盍興乎來吾國喝茶吃飯聊天。盍興乎來一杯？

走過黑山

文．攝影◎劉克襄

略微冒出一千公尺的七星山，台北盆地北邊第一高峰也。

通向此高山的山徑，國家公園大致鋪有三條修築良好的石階步道，分別從小油坑、冷水坑和陽明山公園曲折而上。

這些步道晚近常遭到資深山友的埋怨。

原來，走久了，總覺得像是在爬高樓。

對石階步道之堅硬行走，不免嗤之以鼻。一方面，愈發隱憂，腳踩鬆軟泥土的快感，恐怕難以在陽明山國家公園享受到了。

其實，台北近郊，許多山頭都有這樣的問題，地方政府為了展示自己有在做事，往往選擇一些登山熱絡的山路，大量鋪設石階。這是地方最容易具體展示成果的地點。貴為指標山頭的七星山亦然，因而也成為責難的重要對象。

緣於這般的遺憾，走進七星山蓊鬱的森林時，看著發亮的石階，在眼前刺目地蜿蜒時，我不免感慨地發想，如果能有一條泥土山路，讓我走上七星山山頂，應該是最幸福的登高望遠吧！於是，每每看到此區的地圖時，便嘗試著，尋找看看，是否能有條心儀的山路。

後來，從一萬分之一細密的地圖，卻還是畫得很不清楚的七星山南坡，找到一條較為偏僻的山路。那兒是竹子湖的入口。櫻花季到了，上萬人擠進竹子湖，我卻反向選擇了這條無人，陡峭的山道。一條尚未被國家公園挑選為主要的登山路線。一路沒有石階，更增添了自然的寧靜和原始氣味。同時無任何解說牌觸目地站立，更讓人舒服暢快，毫無壓力。

後來，在此登頂之前，我也習慣在一家賣「良心菜」的小攤位，先預約了一些竹子湖的蔬菜，像龍鬚菜、空心菜、地瓜葉等。那是一位老夫婦搭建的小棚子。他們若不在家，我們選了蔬菜，譬如兩把三十元，都會主動將錢投入一個硬幣箱裡。有時，買了菜，不好帶上山，就近選了旁邊的一棵樹垂掛著，等下了山再來領取。很少人會在這兒丟失食物，也很少人領了菜，卻不投錢的。

那森林蓊鬱的山路會引領我，抵達一座荒廢的廟寺前。緊接著，便開始最迷人的循瘦稜而上。七星山屬於錐狀山形的火山體。錐狀山形的地理特色為坡長大。我正走在山腰部分，像是在攀爬一座自然的金字塔。

從這裡開始，便是台北盆地少見的黑土夢境。大約有一個小時，必須緩慢地陡上。手腳並用，援繩攀枝。腳踩黑土，也呼吸著黑土蘊育的氣息。縱使在夏日，這兒的高度都有一種清涼，彷彿透過黑土的陰暗，化成森林之芬多精。

這種氣味讓我具體感受，火成岩的風化，以及火山灰堆積後，黑色土壤經過潮溼氣候滋潤，和雨水淋洗所結晶的餘韻，濃厚地在空氣裡流轉。我只是奇怪，同樣是火山型的環境，為何大屯山和面天山似乎較少這種黑土的內涵。

我再掬把鬆軟的黑土，仔細摸觸。那豐厚而肥美，猶若磨好粉粒，餘香裊裊之黑色咖啡。難怪許多人喜愛視為栽種園藝植物的沃土。就不知生活在這黑土的世界裡，鼴鼠、螻蛄和蟒蚯蚓等，這些以樹根或其他昆蟲為食的動物，棲息在此會不會比砂岩森林來得快樂？踩在這些豐厚的落葉土層，我充滿飽滿之感，踏實而愉悅。彷彿在雪山，在北國。一個遙遠的異境，卻又近在旁邊。接著，再進入經常起霧的箭竹草原。最後，再銜接上登頂峰的石階步道時，再遇見登山人就親切許多。只可惜，它的路程稍微短了些。若是能有一條環繞山腰的黑土山路，縱使不登頂，只在腰部的黑土森林環繞，我會走得更怡然自得。

翻開地圖，我繼續在七星山附近搜尋。 ●

漂流Band房

文．攝影◎廖偉棠

在香港俗語裡，「Band房」就是樂隊排練室的意思。香港有數百支地下搖滾樂隊，他們沒有公開的演出場地（連酷一點的酒吧都沒有），都是自己租了便宜的房子排練，吶喊、發洩、「窮快活」。做為一個永遠彈不好吉他的準搖滾青年，我曾經混跡於他們之中，比混於文學圈更自在快樂，我也有一個常常去的Band房，在那裡喝酒唱歌，度過許多隱祕的時光。

這個Band房的故事，先要從Band房的主人阿高說起。7年前的夏天，我在旺角經營一家生意慘澹的文藝書店。我天天在櫃檯伏案看書，一天抬起頭，看見阿高很憨厚地對我微笑。厚嘴唇的阿高除了膚色偏白一點，像極了我熱愛的六十年代吉他大師Jimi Hendrix，於是以此為由和阿高攀談起來，原來他也極其喜愛六十年代文化。阿高在離旺角不遠的大角咀上班，工作竟然是糕餅店的麵包師傅。他每天在麵包店工作1 0個小時以上，每週休息一天，而這一天，他會約上查理（一個設計師、低音吉他手）、小曼（一個插畫家、女鼓手）和我，到他們租的一間位於葵興工廠區的Band房玩，畫畫、玩音樂、看影碟、或是無盡地窮聊。這樣的廠房在九龍的葵興、觀塘一帶非常多，自從九十年代大量廠家北移到廣東，那些老工廠大多空置，以極低的租金出租，結果成了渴望自由的年輕人的樂土——比如說阿高他們租房子玩的那座大廈，起碼有二十支地下樂隊駐紮於此。而且這些簡陋的工廠也可以讓年輕人發揮無窮的精力和想像力， 每一間B a n d房都有它獨特的設計，像阿高他們，就把房子漆成了六十年代風格：大門上是伍德斯托克音樂節的海報：吉他上的白鳥、壁畫和傢俱都是Beatles《黃色潛水艇》的迷幻色調。

Band房是我們珍貴的獨立空間，拉上窗簾、放上Beatles的黑膠唱片、點亮那個從跳蚤市場買來的舞池轉燈，世界就和我們無關。我當時也是個鬱悶的文藝青年，除了和他們一起即興玩音樂（我吹著跑調的小號，因為吹不好所以顯得很實驗），就是以他們為題材寫了很多首詩，其中有一首叫《阿高在街上彈吉他，在Band房睡覺》，裡面這麼寫：過了子夜，大角咀街道／更加興旺，箭頭和垃圾交織著網羅我們的網。／電吉他轟轟烈烈呼喚著，工廠大廈卻空無一人。／於是靜靜的，我想起我們看過的電影裡／紐約街頭塗鴉的青年們，他們的畫驚奇、鮮艷，／就像我們在Band房地板上做的夢，畫著貧民區的大麻。／於是我們走吧，在沉到海底之前大聲叫喊吧！／在我們全都睡著的時候，阿高才醒來離去，／因為淩晨他要到大角咀的麵包店上班。阿高，／「快把那爐火燒得通紅，烘烤我們的黑夜。」就是這樣的，阿高太累了，總是在我們的震耳樂音或者高談闊論中睡著。

我們半夜也常常在Band房打地鋪，後來我還寫了一首《冬天早晨在Band房醒來寫給女鼓手小曼的黎明驪歌》：夜鶯飛過荒涼的葵興，愛上了在工廠區／空置大廈中迷路的陌生人。／吉他在痛飲，貝斯吸入酒精，鼓已經臉紅──／電風琴暈眩旋轉。我們把翅尖浸入花蜜中／為了忘記越冬的飛行……後來還談到你們的畫和音樂，／還有我的詩。「我們怎麼辦？被世界吞沒／甚至沒有叫聲。」但樂器飛過來吧：／吉他憤怒，貝斯包圍，鼓揮拳打出──／電風琴把血舔乾淨。／天亮了，我在冰冷地板上／無法再入睡──夜鶯飛過你們荒涼的夢境，／帶走了在歌聲中迷路的陌生人。

Band房最初在南丫島，後來那裡擠滿了遊客，他們就搬到了葵興。

在葵興，我們的臨時樂隊叫做「唐山大兄」，錄過一首歌叫做《Big Baby》。前年，他們又搬到了大角咀的一座「唐樓」裡，那裡原址是個小妓院，現在在大陽台上望過去街對面，還能看見一樣格局的另一家小妓院。我從北京回到香港，又加入了他們。

不管咫尺之遙就是全香港最喧囂的街道，我們還是聽我們的黑膠唱片、彈我們的跑調樂器、喝我們喝不完的啤酒，微醺中，隨著Band房漂過來漂過去，就像藏身於一個不會破裂的肥皂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