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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警察洩密
■ 楊永年
南迴鐵路搞軌案新聞熱度未減，並扯出鑑識人員洩密案，使得承辦檢察官非常生氣，放出風聲要查辦洩密的員警（事實上不待查辦，員警已遭調職處分）。在此同時，法務部也站出來力挺檢察官追查員警洩密。作者對於檢察官動不動就祭出刑法查辦警察人員，相當不以為然。
在台灣，依刑事訴訟法的規定，檢察官對警察絕對的指揮權，導致這種檢察官「處分」警察的現象為全世界所僅見。以同為大陸法系的中國、日本、德國為例，他們多採行「雙偵查主體」，在此制度運作下，警察與檢察官位階是相同的，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重點在於，查辦洩密員警無助解決長期以來警調辦案的「洩密制度」，因為辦案人員洩密是長期以來就存在的問題，背後的原因有三：
媒體的生態文化問題：台灣媒體爭頭條、搶獨家的生態不變，未來仍會發生刑案偵辦的洩密問題。換言之，檢察官處分警察，對記者一點影響都沒有。以數年前偵辦白曉燕被綁架案為例，當時媒體因為爭相報導，導致偵查過程被不當公開；為此，當時的刑事局長曾一度下令禁止記者進入刑事局內部採訪。但是這道指令僅維持三天，就抵擋不住媒體「新聞自由」的壓力而取消，因此，這又和下個問題有關。
警察工作職場規定的問題：地檢署、法院、調查局都有規定，記者不得自由進出，所以少有洩密的問題。但記者卻可以在警察單位的刑事部門自由進出，許多記者甚至常駐警察分局的偵查隊，偵查人員與記者培養出濃厚的非正式情誼，所以在必要時會「相互支援」。或者，許多重要的偵查機密就因此洩漏給媒體友人而不自知，而這背後，又和下個問題有關。
警察組織從來就不正視這個問題：或許因為媒體生態文化已牢不可破，也可能因為警察組織缺乏媒體專業人員，對於職場洩密並未特別進行政策配套的設計。例如，長久以來一直沒有釐定記者進出警察偵查場所的規定，對於（大型）證物，不見得規劃有隱密的保存場所。最重要的是，警察組織缺乏偵查不公開的教育訓練，使得類似的問題不斷發生。
綜言之，檢察官處分警察，不能解決洩密問題；如果檢察官有意改善這種不正常的「洩密現象」，應該從制度面進行變革的思考，而不是將警察當成替罪羔羊。
（作者為成功大學政治系暨政治經濟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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