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天麟專欄》民進黨的變質與藍化

最近幾週扁、李及泛綠民、台間之嫌隙甚囂塵上，但若仔細分析各方說法及其演變，雙方關係之惡化非只因阿扁政府弊案頻傳或一些官員之貪瀆，主因還是源自更根本的政策差異，亦即對本土自主意識之認同，且是長期累積之結果。

平心而論，政治立場上，雙方立場差異並不大，均以民主、自由、尋求台灣主權獨立與國家之正常化為努力目標，但經濟面則南轅北轍。二○○一年扁政府中止了「戒急用忍」，對中國採取「積極開放」政策，應是扁、李關係龜裂的開始，也是兩人心靈上漸行漸遠最重要、也是最深沉的因素。因為戒急用忍與積極開放代表了雙方對中國及對本土自主意識之不同認識。李前總統一向在意台灣之國家安全與經濟安全，對中國「以經促統」策略持相當深度的戒心，認為過多對中國之投資與經濟上過密的結合，會因兩岸所得水準差異過大，必使台灣經濟為之稀釋，國人所得水準下降，不利台灣經濟之發展；政治面亦因中國對台始終以併吞為終極目標，必使台灣邁向正常國家之願景無法達成，北京對台商之政治壓力亦必使民主的本土勢力日漸式微，終極必走向香港之路，此非二千三百萬人民所願見。台聯黨奉李前總統為精神領袖，因之台聯黨之兩岸政策亦師承上述看法。

民進黨建黨之初，係各方反國民黨、反獨裁勢力之結合，政治主張明確，即尋求民主、自由及台灣主權之獨立（如上述），由於建黨之初是台灣唯一的反對黨而迅速獲得普遍之認同。但經濟政策方面，除了注重環保及代表弱勢團體外，尤其對兩岸經濟政策特別顯得模糊且至為分歧。在模糊的認知下，民進黨竟然推舉主張「大膽西進」、鼓吹「立即三通」的許信良為主席，主導了民進黨的政策方向。一九九八年民進黨在許主席之主導下，對中國政策舉行了一次黨內大辯論，成功地將結論引導至「強本西進」，在純本土的政黨摻進中國「統一」的酵素，注定了民進黨今天「似獨非獨」、「似統非統」的邏輯難以貫通，「政策搖擺不定」的困局。

不管從理論邏輯或從現實環境言，本土化（或說主權獨立）與大膽西進（或說積極開放）在台灣是互相排斥、無法並存的國家方向，但很不幸的，這兩個無法並存的國家方向，卻偏偏一直並存於民進黨的主要政策論述之內，注定了民進黨的質變與藍化，在「西進」幽靈的纏繞中，民進黨的執政團隊不自覺地接受了「台灣的將來在經濟，經濟的將來在中國，搞好兩岸關係是政府首要工作」的經濟三段論述。與台商的結合一久，腐化、貪瀆、弊案當然就接踵而來，亦與本土化，即國家主權產生了摩擦與互斥，正名、本土教育、制憲之遲遲不前，與此亦脫不了絕對的因果關係。

積極開放的弊害，經六年之實踐已歷歷在眼前，經濟成長腰斬，台商得利，萬民受困，本土力道式微，貧富差距迅速擴大，民心背離。但奇怪的是，「經發會」翻版的「經濟永續發展會議」又在「直航」、「鬆綁」、「開放」聲中於各地展開，政府亦不諱言「自信開放」。民進黨對兩岸政策喊出的口號確實不少，「大膽西進」、「固本西進」、「積極開放」到今天的「自信開放」，看來李、扁與泛綠民、台間之嫌隙只會越來越大，問題是在中國不承認我國主權之前，「政治獨立」與「經濟統合」（即自信開放、大膽西進）絕對是不能共存的兩個命題。（作者為前國策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