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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台灣精神
■中村勝
初夏六月，在東京的西池袋，筆者與從事獨立運動的史明重逢，年高八十八歲的老鬥士說：「台灣人相對於外來的侵略者，以『番薯仔』做為一體對外抵抗的自稱。在一起對外之前，『番薯仔』必須自覺到做為台灣人、做為台灣民族的驕傲才能喚起抵抗。」老鬥士的說法，令筆者發現，現在「台灣獨立」已經變成從政選舉的口號，與其他更不負責任的政治口號對立存在。反而是活跳跳的「獨立台灣」精神，才讓聽者受到響耳的刺激。
對某些人而言，「台灣獨立」 只是客觀的表現，面對這個標語總是採取「 旁觀者」 的態度，自然會把「 獨立」 當做發生在對岸的事，因為是在對岸人家的事，當然就不投注自己的生活條件。這六年來，執政黨幹部用冠冕堂皇的言詞，儼然自認是「台灣獨立」的代言者，但其實只是在圖個人利害。對執政者而言，台灣的「獨立自立」並不是主體，充其量不過是客觀的存在，不過是意識的對象罷了。
反觀在野的國民黨，對於一九八九年以後台灣資本被快速成長的中國經濟收奪的事實，也沒做正確認識及防範。以「經濟交流」之名，促進台灣對中國的投資，這對台灣造成民力差距擴大，台灣因資本被中國併吞的結果，島內出現了北對南、西對東的地域差距，都市對農村、種族間的生活差距等問題。
在生活世界的小市民，他們才是活在台灣史中的主角，他們在歷史潮流中的生活經驗，其本身就證明台灣的「自立」及「獨立」。住在台灣的人們已經以事實證明他們是「自立的台灣人，獨立的台灣人」。
查閱清末的台灣相關史料發現，最早的「獨立台灣」說法，清朝末期就於當時的各大新聞報導上被提出來。例如，談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的「台灣出兵」，一般是指日本軍對南部排灣族之一牡丹社的膺懲行為。不過，若站在承認時代積極可能性的政治人類學立場而言，所謂的「台灣出兵」並不僅止於牡丹社事件，台灣人曾在這個事件中，翻開了獨立台灣史的第一頁。
一八七四年四月二五日，上海發行的英文週刊「The North China Herald」（一八五○年H,Shareman創辦）報導，「對日軍而言，問題不是在捉到的犯罪者如何處理，而是他們本來就是去找犯罪者。」該報紙於十一月五日刊載：「一八七四年九月，署名『全台灣的學者與民眾』的『共同聲明書』指出，日軍對台灣出兵時，全台灣人對日本軍犯下的無數『虐待』罪行，基於憤怒應給予堅決的抗戰」。該聲明中，強調為了對抗日軍，台灣應該組成「市民軍隊」（trainbands）。當時台灣人面對外來侵略者的日本軍，主張組成市民軍隊抵抗，筆者給予「朝向獨立的台灣人，實踐性的創造理念」的評價。
但在現存的台灣治史態度上，至今對於那些被清廷、日軍定義為義勇軍、民兵、土匪的抵抗，台灣史學者也吝於給予大義名分的肯定。筆者認為，保存民眾「活生生的經驗」，掌握實踐的歷史內容，才能對「獨立台灣」重新認識。（作者為前國立台灣大學客座教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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