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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說話--這會是怎樣的歷史教訓？
■陳君愷
日前，數位學者提出一篇名為「民主政治和台灣認同的道德危機—我們對總統、執政黨和台灣公民的呼籲」，主張「在已經失去道德威信和人民信任的時候，我們呼籲陳總統慎重考慮辭去這項職務」，要求陳水扁總統主動辭職。
這些學者之中，不乏一些我熟識的朋友。但我不太相信陳總統「主動承擔政治責任而辭職，將為台灣民主樹立難得的範例」；也不太能理解「他的辭職將對台灣政治做出巨大的貢獻，對台灣民主發展也將有深遠的影響，其價值遠超越司法正義所能衡量」這種說法。我倒是比較相信朋友之間，互相責善，是件好事，也多少可以「為台灣民主樹立一點點範例」；我也比較能夠理解提出不同意見，是民主社會的常態，「對台灣民主發展也將有一些小小的影響」。以高道德標準來要求陳水扁總統，敦促他主動辭職，以提升臺灣的民主，我當然樂觀其成。但是，標準在哪裡？
我深信：法律是最低標準的道德。然而，當臺灣連最起碼的、可以通過司法所得到的正義，都還遙不可及的時候，豈能遽然以高道德標準來要求總統、來提升民主？
我與這些朋友之間，最不同的看法，在於我相信：獎善懲惡，重建公義，才是提升臺灣民主的不二法門。然而，當年刑求政治案件受刑人的特務們，他們的刑求取供，不是一種犯罪嗎？但他們何嘗被起訴？不僅如此，有人還無事退休，安享晚年。而白色恐怖時期的法律檔案裡，蔣介石親筆指示判人死刑的文件，歷歷在目，其干預司法、違法亂紀的行徑，不該追究嗎？至今，卻依然無法如願。因此，徹底追究國民黨威權統治下的主犯與幫凶，實現社會正義，其價值才會真正「遠超越司法正義所能衡量」！
當獨裁者以終其身的總統，不僅不被司法追究，至今還可以享盡尊崇與褒美；當民主時代的總統，卻因為親信與女婿涉及弊案，就被以高道德標準要求下臺。朋友，請告訴我，這會是怎樣的一個歷史教訓？（作者為輔仁大學歷史學系教授、開放的野百合公民論壇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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