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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天佐
詩人余光中和教育部長杜正勝的爭議，源自他們對我們下一代教育主張的不同。杜部長期望把他們從大中國思想枷鎖解脫，教育他們成為有台灣主體意識的新台灣人，而余光中意識到大中華民族主義正在鬆懈之中，希望加緊牢拴枷鎖。
表面上詩人沒錯，文言文和古詩詞的訓練，對學生白話文寫作能力的提升和少寫白字會有幫助，但是否比學生多讀本土和近代文學如余先生的詩更有效率，則沒人敢斷言。而且如果學文言文為的只是減少誰都無法避免的一兩個白字，而不是如何欣賞古人作品的意境和哲理，那學文言文的價值更難辯解。
如果學生有時間和精力什麼都學，那大家便無爭議，問題是現在學生需要學的，比余先生成長的年代多太多。除了漢文、英文、數學、地理、歷史外還有計算機語言、多種外語、日新月異的科技新知識，甚至是升學考試出現的火星文。
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生活所需知識變化不斷且無限增加，以有限時間學無限知識，我們只能做適當取捨。大部分學生並不以中文寫作做為人生規劃，學中文目的在於一般性溝通，他們學文言文的時間應可適度減少。規劃以中文為主要生涯工具的學生，自己可用更多時間學習文言文和古詩詞。
撇開意識形態，現在我們的學生整天被書包壓得扁扁的，我們不能再要求他們學太多和時代脫節的文言文，因而忽略了更迫切需要的現代知識。現代教育比知識傳授更重要的是學生創造力和原創性的訓練，怎樣達成這目標，才是現在台灣教育界所該專注的問題。
（作者為中研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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