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攬了檢察官的責任

■ 高榮志

民國九十二年九月一日是刑事訴訟法「新制」的施行日，迄今恰滿三年的時間。「新制」改變了整個刑事訴訟法的基本精神，大幅轉向「刑事被告」為程序核心，減少了法官「球員兼裁判」的包青天角色，強調了檢察官的「舉證責任」，採用了「交互詰問」，對「審判庭外的證據」均以排除為原則，「新制」就保障人權的司法改革方向而言，均獲得高度之評價。

然而，採行「新制」之後，刑事庭的工作量普遍增加，基層法官抱怨直指刑訴第二八四條之一「合議審判」的規定，該條明文：「除簡式審判程序及簡易程序案件外，第一審應行合議審判。」而所謂「合議審判」，即第一審法官「三人」一起開庭、一起審理，當然，比起本來一個人的「獨任辦案」，直覺上「合議審判」是花了「三倍」的時間。

因應刑訴新制施行三年後的「問題」，司法院提出了修正草案，某程度地修改「第一審行合議審判」的規定，讓法官能夠減輕負擔。

只是，司法院若僅僅考慮著手修改刑訴第二八四條之一的規定，就怕是又走錯了方向！

第一，我們若相信「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則「三個法官」開庭、審理、調查之後作出的判決，理應是會優於「一個」法官獨任所為，也因此，拿掉或減少「應行合議」的案件，無異是走改革的回頭路；第二，司法院是否應該統計、調查、評估，如何才是一個法官的「正常、合理、又有品質的工作量」？「垃圾搬不完」，僅應一古腦兒地要求人民「垃圾減量」？還是，應該是要「增加清潔人員」？第三，雖然，我國的刑訴是「被告不自證己罪」，也有「緘默權」，並且，證明被告有罪的「舉證責任」，也早就明文規定是在檢察官的身上，無奈的是，基層警察配合專案、追求績效，窮追濫辦也就算了；檢察官明知證據尚且不足、甚至獲判有罪的機率不及六十％的門檻，還是硬著頭皮起訴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到了法院開庭時，「勇於任事」的法官們，不客氣地說，代替檢察官調查被告有罪的證據，第一步就已算是違背了法官的義務，罪疑唯輕的無罪判決如果還是下不來，如何獲得人民對法院「保障人權」的認同？

如果說，「案件量太大」是因為法官攬了檢察官的責任、硬是揹上不必揹的石頭，那麼，人民就算心疼這樣的「辛苦」，還是只能嘆息罷！

（作者為律師、民間司改會執行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