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九與包公

■ 林裕順

三一九槍擊案涉嫌人家屬召開記者會，反駁先前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所作相關事實認定；同時，檢警機關與涉嫌人家屬就特定偵查環節原委對立僵持，以至於是否重組「真相」調查委員會議題，再引論辯。於此，民主國家藉由法律機制追求「真相」的可能與限制，似有先行辨明必要。

司法審判中，刑事程序與民事流程運作邏輯明顯不同。蓋民事事件當事人，大多預想可能的爭議，會事先起約立誓或積極保留證據，以供日後用作證明。相對的，刑事對造交手互動，則如同施明德描述：盜逃警追，天經地義。亦即，刑事被告總逃避制裁極力隱藏，檢警原告則積極蒐證戮力追訴。因此，對照民事訴訟過程，刑事程序中「事實認定」相較「法律適用」，既屬關鍵更顯困難。

有謂包青天再世可明察秋毫，但我們亦需體認，包拯可大板伺候、動刑逼供。並且，徵諸古今中外裁判史實，未有保障人權的步驟程序，往往引發誤判圖滋冤獄。因而，現今刑事司法國際潮流趨勢，不容為探求真相，不擇手段不計代價。強調唯有公平遊戲規則，方能釐清犯罪真相，實踐社會正義。期待包公有朦朧之美，但刑罰制裁事涉人民權利、公平正義，似不宜流於憧憬虛幻的賢人名君。

此次三一九槍擊案爭議再起過程，常常提及相關人之偵訊問題。然而，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權利告知」、「委請律師」、「錄音錄影」等規定，乃落實緘默權保障重要機制，並且超越美、日等先進國家之制度設計。若重組真相調查委員會調查，仍需依照同樣遊戲規則運作，實難想像有何神來之筆，或奇幻高招？先前大法官釋字五八五號解釋意旨，亦強調不容急就章而背棄人類共同歷史經驗與智慧的累積。同時，近年來我國改革刑事司法，亦在如何整合折衷追求真相與人權保障的道路中辛苦邁進。因此，現行刑事訴訟規範若仍有瑕疵，理應持續修法改革，而非另闢蹊徑重新再來。另一方面，所謂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罰，現行訴訟法果未能實現正義，而因高官顯貴即重立機關另套程序，無非置升斗百民於不公不義。

三一九槍擊案事關重大，對程序步驟法令規章，當應錙銖必較放大檢驗。但關注焦點似應集中偵查機關是否遵守遊戲規則？法令規範是否符合程序正義？既然認同現行司法制度，乃「以人代神」，斷枉曲直裁示宣判。我們也應嘗試學習尊重程序尊嚴，並有坦然接受程序結果的共識與雅量。（作者為中央警大刑事警察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