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遺產稅利多於弊

據報載，日前陳總統下鄉視察時與地方民代、幹部聚敘溝通，取消遺產稅為地方人士在會中反映的焦點之一。若屬實，我們認為這是我國稅改的一個正確方向，值得大家努力促成。

但我們也了解，取消遺產稅是一項艱鉅的社會工程，因為過去遺產稅一直被認為是一項實現社會公平，拉平貧富差距的利器，只要有人想去碰它，馬上就會被貼上「劫貧濟富」的標籤，所以歷屆政治人物都不敢挑動這一稅改的敏感神經。

遺產稅是一種彌平貧富差距、實現社會公平的稅制嗎？過去「是」，但現在已「不是」了，而且越來越像是專門向中產階級課稅，削弱中產階級，促進貧富兩極化的一種惡稅。為什麼會有如此演變呢？全球化、自由化是此稅由良稅演變成惡稅的幕後推手，說成罪魁禍首亦不為過。二次大戰前，國際化的產業鳳毛麟角，外匯亦都在國家嚴格控管之下，富人所遺留下來的財富也大都在國境內，逃也逃不了，遺產稅確可發揮劫富濟貧的功能。但二次大戰結束後，隨著歐洲美元市場之崛起，自由化、全球化成為一股全球資本主義的潮流，租稅天堂應運而生。九○年代之後，衍生性金融商品花樣百出，企業、富賈之避稅手法日益高明，幫助指導「避稅」終成為一種行為，因此各國政府雖為遺贈稅之課徵，使出比其他稅目都高的徵收費用，仍然得不到應有之效果，佔整體稅收之比率亦日漸下降，以我國為例，二○○三年的遺贈稅總共只開徵二○六億元，比二○○二年減少三點九％，香港情形亦相埒，香港二○○三至○四財政年度雖有一五三四五宗遺產稅個案，其中繳稅的只有二九八宗，且六○％以上稅款繳納低於二五○萬港元，也就是說香港遺產稅的承擔者大多數是中小企業主，香港富人與台灣首富，繳的遺產稅非常有限。

遺產稅在全球化、自由化的演化過程中，完全失去了其課徵的原有目的已是不爭的事實。是故，取消遺產稅亦成為一種趨勢。加拿大、紐西蘭已先後取消，新加坡將其稅率降至五％，最高也僅一○％，美國布希總統上任後也修正聯邦遺產稅規定，以二○一○年為目標，要將其稅率降至零，今年三月十六日香港亦宣佈取消一九一五年以來實施的遺產稅條例。受香港取消課徵遺產稅衝擊最大者應是台灣。由於台灣與香港只一水之隔，文字、語言溝通無阻，雖然我們無法推斷香港政府取消遺產稅與中國掏空台灣資金之謀略有關，但取消遺產稅後，香港之必然會扮演台灣富戶資金之貯水庫，並作為台資流入中國之樞紐已殆無疑問，若台灣不及時做相對有效之因應，結果必加速台灣被中國吸納的速度，遭受徹底邊陲化之噩運。

職是之故，此時此刻，取消遺產稅似乎是台灣因應香港及中國吸納的唯一方法，也可藉此反守為攻，試圖引導資金回流，帶動經濟、提升國內產業、增加稅收。雖然也有人主張先行降低稅率以觀其果，但若從人性愛財的本能來觀察，即使台灣降低其稅率，只要保留遺產稅制度，富人還是會在生前轉移其財富到沒有遺產稅的地方，而後做避稅的各種操作，使降低稅率的美意完全落空。我們了解，現在國內仍有許多人士反對取消遺產稅制，這些人除學者、民代之外，還包括統派媒體、泛紫聯盟及公民會議等，雖然各懷鬼胎，但表面上所持的理由都不外基於社會公平與正義。我們也充分了解，主張廢除遺產稅絕難逃過「便宜富人」的指控，也非常希望能隨心所欲依照我們的理想，朝向公平、公義、均富的願景進行我們的稅改，但台灣畢竟正面對著想盡辦法併吞我國、吸納台灣的中國，我們非日本或韓國，因為日本（或韓國）的旁邊沒有十三億人口的日語國家（或韓語國家），台灣不但有，且無法去改變它，這是台灣特有之困境。

我們必須了解，當魚與熊掌無法兼得，只能在生存與公平兩者之間尋找其一時，則生存毫無疑問地是留給台灣的唯一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