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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視與轉折
閱讀詹澈的詩─上
◎鍾喬
或許,由於對現實的關切,遠遠超過美學罷!一直沒有再花時間去釐清「現實主義詩歌」這件事情。最早,當然是受到唐文標「現代詩論戰」的影響,但,畢竟是年少輕狂時期,並未做出具體的回應。直到八○年代初期,因應著整個社會的劇烈胎動,「戒嚴」雖然仍在大街小巷的言談中發生著控制效應,突破管制的作為,卻經常在城市的周遭暗中動員著。那是一個有地下刊物的年代。有時,我們早上騎著機車到三重或蘆州的破舊陋巷裡,轉幾個神祕的彎,便在一片鐵皮遮掩下,開始校訂起付梓的文章。通常也有詩,每回一或兩首。寫的大抵都是控訴的文字,介於文宣與詩行之間……中午,我們繞出巷道去吃中飯,一個鐘頭時間,雜誌已經被「警總」的特務用車給載走了!好幾回,特務們是連印刷的版子也不放過!這樣的狀況下,不僅文章,就算那詩行罷,也從此蒸發於人間了!
並未曾親口問過詹澈,他有幾首詩是在「反共戒嚴」的灰牆上蒸發的?但,我肯定記得,在陋巷昏暗的日光迴射中,讀了幾些他直抒肺腑的政治詩行。那個禁忌的年代,一個詩人的開始,竟是高聳如牢牆的政治圖騰。並不是詩人對政治有獨特的興致;相反地,是詩人用詩來擊碎政治。但,很快地,詩人便蹲在現實的街角,親眼目睹政治如何粉碎詩的夢想。這是「現實主義詩歌」在島上的特殊性。一點都由不得人們憑添扼腕或兀自傷感。因此,我們孤獨的幾個詩的游魂,展開了這樣或那樣的文字搜索,在歐哲馬庫色的美學篇章中讀到類似「政治文學是詩如何安頓政治的問題」的話語。立即,又有布萊希特以非常唯物辯證的口吻說,「關於藝術的問題,應該去問現實,而不要去問美學。」最後,我們讀到艾青的詩句,「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猛然一醒,似乎明白政治如何在詩的隱喻中被直接表達。至於,不明白的部分,就統統交給街頭抗爭的水柱,以及燈下絞盡腦汁才構思出來的幾句詩行了!
將詩交給誰的手?
詩,在地下的黑暗中,與憂悒的泥土共度過噤默的歲月。而後,就在我們文學年代全然鬆綁,詩的天空百無禁忌之際。我們才驚覺昔日的壓抑,是戒嚴的全面監控;現今的監控,全面交由一個叫「巿場」的消費人來隱形操作。一切變得更吊詭,更超乎人的意願和想像。當然,面對一個虛構比真實更具滲透力的文化商品世代,回返記憶中的某些章節,是勾勒真實的一個途徑。記憶中,這個屬於詩的真實,出現在一本編排素樸的詩刊:《春風》上。那是曾經短暫發生於八○年代的「現實主義」詩風,以孤寂的漂影,訴說著「解嚴」前後台灣詩學的另類里程。這里程的另類,至今甚少被主流詩評家們提及,理由應歸於:二戰後,島嶼文壇一向在冷戰的延長線上,對批判現實的詩,進行美學和意識形態的分類。這樣的事實,先是被「反共親美」的自由主義氛圍所滋養;解嚴後,進而被「反中親殖」的現代化論述緊緊套牢。這個惱人而變本加厲的情境,讓詩人在政治口徑與現實批判中陷入兩難的困境。我於是發現,詹澈以困頓於臨界點上的身姿,站在岸上,他先是理直氣壯地說︰「土地,請站起來說話。」而後,是他傾吐內心鬱結的詩行:
「站著像礁石/讓海水撫摸千瘡百孔/讓海水滲進毛細孔/滲進血液/當太陽強烈/即凝結成白色的鹽。」
鹽。大地生命的本質。但,它源於海水在傷痕、在血液深處的滲透。詩,得以在情愛的繾綣中展開現實的想像。這是詩與政治口號的分水嶺。不是嗎?那些時日,那些以革命詩篇展開我們想像之翼的日子,浪漫的追索時而是平衡政治權術的唯一窗口。而智利詩人,這難能來自第三世界的聲音與形影,就在窗口和困局中的我們招手。當聶魯達說「愛情與義務是詩的兩只翅膀」時,我們不曾怠忽,不曾隨意地在字面上打轉。特別對親身參與工農運動的詹澈而言,更是竭盡生命所能地想深入到民眾詩學的骨髓中。於是,詩人閱讀詩人的「一般之歌」(聶魯達改變平民詩風的史詩作品),在例如「為了上帝和人類/更大的光榮,只剩下/累累白骨僵硬地排成/十字架的隊形」的詩行中,首度領悟左翼詩學的世界觀,埋下日後在農民運動中寫「農運詩」的契機。當然,聶魯達夢想的詩的桂冠,始終在詹澈的血液中淌流著,只是愈來愈加混濁著難解的商品化習題。桂冠,什麼樣的桂冠?是聶魯達在他的回憶錄中記載的︰有一回,當一名礦工從坑道深處爬出來,站在硝化腐蝕的原野上,彷彿從地獄歸來,卻伸出粗壯的手臂,對詩人說︰「朋友,我己經認識你很久了。」
詹澈握到這樣的手了嗎?這也就是他的詩集《手的歷史》要去處理和面對的情感記憶嗎?留給詩人自已去回答罷!畢竟,這對一個民眾性格強烈的詩人而言,有著非比尋常的意涵。
凝視人民的詩句
詩人參與社會改造運動。文字與運動成為詩的兩只翅膀。有些類似於聶魯達對詩的比喻,卻不盡然相同。差異之處恰在於兩只翅膀需要意識形態的平衡。如何呢?詹澈似乎一直以凝視和轉折來處理兩造的矛盾。凝視的是對社會改造的世界觀;轉折的,則是如何以更有「皺折」的文字來承載詩的社會抗爭性。於是,我們讀到這樣的詩行:
「戒嚴使海岸線在海防的碉堡下蠕動著囁嚅的泡沫的時代
一棵在夏天早熟變紅的楓樹 想著血和雪
想在城市的柏油路上落地生根
拖著農民千古不變的 老是疲倦與沉重的身影」
這是一首稱作〈運動樹〉的詩作中,相當具有自述性格的幾行詩。稱得上是詩人式的口述歷史;以充滿象徵和隱喻的現代詩行來完成。它隱約陳述著經濟發展的神話,如何在一夕之間,經由與威權國體的密謀,徹底瓦解農業生產的根。與此同時,也將詩人自身參與改造時,來不及轉過身來的「基進」意識,一併放進詩行中。詩的空間,可以是觀察與想像交互辯證的空間。如此,或得以免於淪為社會抗爭的口號。而在歷史生產關係的總合中,重新審視一件弱勢者的街頭行動:十萬農民大遊行。此一農運的發生,在詩人的凝視中,遠非偶然性的不滿所造成。特別當有些人挾人民的正當性,批評忙祿於社運中的詩人,指出農會是保守地方勢力的殘餘時,詩人的反駁是︰農會固有弊端,但銀行併購農會的便宜行事,方便資本與國家的合縱,等於在農民和其他弱勢者身上剝了多一層皮。如此的觀照,顯現詩人進步的世界觀在於「運動」與詩的交融,在一種波盪而非靜態的情境中形成。
民眾詩人,在下筆時,已註定與布爾喬亞唯美感是從的姿態分道揚鑣,這是歷史辯證的必然。更形細緻地分析,又須和民粹意識的本土化主流論述,進行一場暗潮洶湧的對峙。理由往往在於:本土化恰通過對現代性的虛構,排除被視作異端的弱勢群落。「資本」、「市場」於是在毫無設防的情境下,與新、舊殖民帝國握手言歡,進入本土化國家認同的語境中。
對此,布萊希特曾於一九三五年反法西斯宣言中有生動的訴說︰「反對法西斯,而不反資本主義的作家們,如同享受小牛肉,卻不願見到屠殺小牛肉的血一般。」詹澈在參與社運中寫下的詩行,一般有其直指問題核心的意圖。因而,時序進入全球化時代的關鍵性時刻,他當然不會是舉著「反戰,不反美」的招牌,在文化燭光晚會朗頌著和平韻律的詩人了!他吶喊著︰「以戰略石油/而戰掠石油」!
做為「農運詩人」,詹澈在詩行中不斷轉折對現實過於口語化的白描。當然,有時不免因惑於現代主義的「歧義性」,而徒生語意的晦澀。但,大體這又和他潛心於佛道的終極思惟相關。只能說,這是詩人內在世界的追索。玄者玄矣!卻不必過於在意。誠如詩人所言,「在語言的空隙/偶然放大時代背景/流出歷史長河」。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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