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極開放」就沒有「一邊一國」

陳水扁總統本月十七日在一場座談會上再度強調，他在二○○二年提出的「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八字絕不收回改變。由於台灣當務之急是處理國家認同問題，而「台灣、中國，一邊一國」即是當今處理國家認同唯一的原則，也是精神基石之所託，是以總統能在國家面臨生存危機的重要時刻重申此一原則，我們深表肯定。

國家認同與國家經濟之盛衰息息相關、互為因果，因為國家經濟是國民經濟活動之總合，若國民之國家認同趨堅，則其活動會以國家為中心開展，國內投資、企業創意均會提升；反之，則人心渙散，資金外逃，經濟活動隨之萎縮。然則很不幸的是，我國之國家認同近數年卻因廠商之西進、經濟統合之進行而日趨模糊，日益淡化，引來年初以降一連串的和解共生、緬懷之旅、和平之旅、搭橋之旅等等之凸槌事件，同時也帶來了日益萎縮的工業成長及國際競爭力，顯示四年前積極開放政策的後遺症正在發酵，並與國家認同互為因果，衝擊著當今的國內政、經，蠶食著「一邊一國」的立地根基。

中國是在地球上唯一對台灣有領土野心、明言以武力侵台的國家，與此國家斷絕經貿往來本是常識。貿易或許還可以，但投資則顯然應屬禁忌，因為它也是一種資敵行為，是正常國家所不為，若將其美名化或將其政策化，納入國家經濟發展之一環，則必嚴重混淆了敵我之界限，弱化對國家之認同，社會價值必因此受到扭曲，是非不明的判斷與行為就成為常態，國本為之動搖。

「戒急用忍」政策之缺點是它未完全禁止對中國之投資，致效果打了一大折扣，然它畢竟在理論與倫理上否定了西進的正確性，也因此能讓庶民社會保持了正確的國家、社會價值與敵我是非之準秤。戒急用忍之走入歷史，「積極開放」政策之導入，無異將對中國之投資行為正常化，甚至功德化。因為「積極」的另一意義就是「正確」，「正確」才需積極，不啻否定了正常國家之思維，對中國之投資還產生加油添薪之效果。以筆記型電腦為例，台灣由全球筆記型電腦製造王國，到完全熄燈停產的戲劇化演變只花四年的時間，這是人類經濟史上的奇蹟，也是只有無國家認同的國民才會演出的經濟現象。

但「積極開放」對我國之傷害莫過於「敵我意識」之混淆，七百多枚飛彈仍然打動不了國人「同仇敵愾」之心。針對中國飛彈威脅之「強化國防公投」竟然未達投票門檻，泛藍之敢於在立法院連續二十八次封殺軍購案，就是國人因投資中國功德化、經濟統合政策化後，淡化了敵我意識的必然結果。本年一月二十九日，「兩岸春節包機」啟航，當天五星旗飄舞桃園機場，我國交通部官員還興奮地說一句「這是歷史性的一刻」。一個半月後北京就通過了「反分裂國家法」，回應了我方對春節包機之熱情。最近北京之能隨心所欲一連串提出包括台灣水果進口零關稅、送熊貓、開放民眾來台觀光、台生獎學金、核撥三百億人民幣對台商融資等統戰噱頭，也是廠商西進，敵我意識泯滅，一邊一國之根基嚴重被侵蝕的結果。

顯然，「一邊一國」與「積極開放」是兩個完全不能兩立，無法共存的國家方向，兩者甚至是互斥互剋的存在。希望陳總統能了解「一邊一國」與「積極開放」兩者不能共存的事理，及時揚棄過去經濟統合的政策，也希望陳總統能堅持「一邊一國」的國家方向，再度喚起正在沈睡中的國家認同，由此才能提升國家經濟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