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代理上帝？

■陳昭姿

陸軍上尉孫吉祥意外過世，留下八十歲老父與相戀十二年的女友無限悲痛，衛生署起初還以根本不存在的「人工生殖法」來阻擋，幾經周折之後，醫師協助取精，讓孫家遺留子嗣的心願暫不破滅。報載不久前一位在台灣意外身亡的日本人，其妻子傷慟之餘請託醫師成功取精，但後來也被衛生署以違法理由將精子毀滅。

許多人至今才明白，過去二十年來誰可以捐精，誰可以捐卵，以及所有人都不能尋求代孕等，原來都憑藉衛生署官員與不到二十人的委員會的金口，在毫無法律依據下，身兼上帝的代言人，所有的許與不許，都是來自行政命令。衛生署還挾持著醫師法與醫療法，用「醫療不當」的指控來威脅不孕症醫師，例如，在李明亮署長時代，這項懲罰的惡霸程度高達一百萬罰款與醫師執照吊銷。

雖然不能毫無限制更不能危害社會，但科技的存在原本即是為了追求人類幸福。當科技的進步與官員的大腦嚴重落差，當科技的成果與法律的制定嚴重脫節，科技究竟應該為誰服務或由誰決定選項？例如，今日爭議的人工生殖科技。多年來我們只見到衛生署「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沒有事」的心態。

你可否想見，二十一世紀的台灣，允許藍綠政治對決，允許國家認同多元選項，任由政黨唱和不斷擴充軍事武裝的敵國，任由人民上街飄揚五星旗，卻還存有以下思考：阻止不孕夫妻透過兩方協議的代孕來孕育下一代，阻止單親使用人工生殖技術，限制受精卵植入數目不能超過兩顆，已經有孩子的夫妻不得再使用人工生殖技術，幫助別人代孕只能一回等等，以上所有的行為甚至必須無涉金錢，純為無償。

誰有權力決定別人的幸福內涵，誰有能力指示他人人生的選項？要求別人放棄有子嗣念頭，建議別人去收養孩子，認定單親狀態不宜有孩子，這些看法都是對已經受限的人們再加上更多限制，對於追求幸福沒有困難的健康人卻無所拘束，豈不是間接造成幸福差距幅度擴大的歧視？

生殖科技與不孕症醫療是為了生育有困難的人們而存在，局外人除了提醒與建議之外，既無法替他們過日子承擔後果，哪來的發言權？

（作者為行政院婦女權益促進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