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義的亮光

李敏勇

原訂十月上旬發佈的諾貝爾文學獎，將延遲一週公佈。但被矚目的名單裡，有三位一九三○年代出生的詩人：艾杜尼斯（Adonis,1930~）-原籍敘利亞，後來成為黎巴嫩公民，中東問題的文化性讓他脫穎而出；高銀（1933~）-韓國詩人，關注南北韓分裂，以及民主化運動；川斯特默爾（T.Transtromer, 1931~）地主國瑞典詩人，在寧謐但讓人驚奇的隱喻中呈現生活情境。

詩人，在重視意義的國度才會真正被閱讀被重視，他們的詩才會對人們的意義視野有影響。這三位詩人，分別在中東、亞洲、北歐，以不同的語言書寫，但透過譯介，可以在不同語言的國度被欣賞。不同於政治人物，也不同於企業家，詩人在文化的領域描繪夢與現實的風景，是意義的亮光。

「為我找一些紙╱一些墨水。

絕望仍然是我的星星，

而邪惡經常會出生。」

-艾杜尼斯〈給掌握中時光的輓歌〉

「南方的詩人，北方的詩人，

從死亡和流言╱奔跑」

-高銀〈菊花〉

「冬天的太陽掛在天空。

他們從舊電話簿翻閱相似的號碼。

名字被寒冷吞沒。」

-川斯特默爾〈在一次死亡之後〉

台灣和中國都還沒有詩人得諾貝爾文學獎。東亞的日本，有兩位小說家得獎：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華裔小說家高行健與中國有關，卻是法國公民。有特殊歷史際遇的台灣，文學的聲音並不真正被世界聽見。糾葛在中國的陰影裡，太多仿冒中國的文學風景，台灣的國家條件又被壓抑。

諾貝爾文學獎雖然不是重要性的絕對指標，卻是相對的衡量尺度。台灣的文學長期在政治和商業公害下，風行思想貧困的作品，難以在世界被觀照。

一個沒有詩人在國際發聲的國家，意味的是瘖啞的國度，意味的是無法向世界呈顯靈魂和精神，無法呈顯民族心靈深處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