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雄本色到黑社會

■莊榮宏

一九九三年，鑒於香港幫派電影對台灣黑道次文化的顛覆，台灣警探憂心忡忡地發出警語。

「胡隊長，朋友向我反應，在他們的兒子眼中，黑幫的形象和從前『不一樣』，家長很擔心。」那一年，我還在跑社會新聞，在刑事警察局偵一隊隊長辦公室內，向胡木源拋出問題。

胡隊長不是別人，捲入澎哥光碟案的「瘋琴」盧照琴，一九八六年就栽在他手上；對於黑道，胡隊長有超乎常人的敏感。

他說：「不只家長，我們幹警察的更憂心。」；什麼原因造成『不一樣』？」

「說來你不相信，我和一些同僚覺得…和香港電影有關」「不會吧？維護治安，港片有責？」

「沒必要這樣概括性劃等號，但港片的確扮演了催化的作用。」

「這樣太籠統，你乾脆說清楚。」

「一九八六年的『英雄本色』，以所謂『暴力美學』在台灣颳起旋風，創下票房紀錄，但它對黑道人物的美化、英雄化，卻顛覆了台灣人對幫派人物的印象，甚至盲目崇拜；混流氓的看完電影，竟有飄飄然的感覺。」

「我不敢說少年郎看完電影就此立志當大哥，但它對於徬徨社會邊緣或前途茫茫的少年家，肯定有壞示範。」

十二年前的對話猶言在耳，二○○五年香港電影「黑社會」襲台，這回會釀成什麼風暴？

以社會記者觀點，本片描述黑幫唯利是圖、翻臉無情、趕盡殺絕的本質，怵目心驚，少年郎十有八九會覺得，混黑社會很不容易；從正面看，不無有警惕之效。

該片對黑幫人物的刻劃，也沒有唯美包裝。但話說回來，看過電影還決心混黑社會的，肯定是狠角色；因為，片中一位老大就告誡手下「混黑社會就做最大的，不然就快閃。」

當年的胡隊長現在是雲林縣警察局長，對電影藝術的表現手法沒有意見，他比較在意的是，觀眾看完後會產生何種「社會學習理論」？上片後，他會瞧瞧到底演些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