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主之路

■ 李登輝

圖：路透

編者按：李前總統訪問美國，為台灣正名、制憲、正常化發聲，堪稱台灣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代言人。在此特徵得同意，將其在「NATIONAL PRESS CLUB」講詞全文刊出。文中小標為編者所加。

今天我很高興能來到這個以民主、自由為立國精神的美國國土。兩百多年前，你們的祖先不畏冒險來到新大陸，一七七六年他們通過「獨立宣言」中指出，人類追求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可被剝奪，而政府之正當性正是基於這樣的基本權利下，經過人民的同意而產生的。我們的祖先來到台灣，似乎沒有「五月花公約」，但他們同樣是為了追求自由和幸福而來。而台灣人民這股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一直到一九八九年，台灣正式進入民主化時代，才得以一步步獲得初步的實現。

台灣的民主改革，是一個成功的故事，就像之前的經濟奇蹟一樣，引起世人的矚目。在民主化的過程中，本人領導國民黨執政，傾聽台灣人民的心聲，尊重主流民意的意志，成為推動改革的主力。當時，在野的民進黨也主張改革，所以朝野兩黨雖然存有競爭關係，但在改革方面往往並肩合作。經過銳意改革，威權統治逐漸解體，民主之路蔚為康莊大道。至於一九四○年代所形成的族群矛盾，也在民主化的調和下逐漸融解。

台灣的民主化威脅

二○○○年總統大選，民進黨候選人陳水扁先生獲勝。不過，勝選的民進黨，在國會面臨「朝小野大」的困境，政策常受在野黨的杯葛。此外，民進黨施政經驗尚未成熟，包容心胸也不足夠，導致朝野惡鬥，並重燃族群矛盾之火。令人遺憾的是，族群矛盾在新的政治生態之下，加上中國的統戰分化，惡化為國家認同的衝突。為此，本人提出了以民主精神超越內部矛盾的「新時代台灣人」論述。

始於一九七○年代中期的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二十世紀的最後十餘年來到台灣來。我們接受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洗禮後，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寧靜革命」，雖然社會緊張甚至衝突在所難免。台灣的民主成就，引起研究此一議題的杭廷頓教授（Samuel P. Huntington）重視。不過，就像杭廷頓教授當年對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觀察，在「第三波」走向民主化的國家，並不一定就此一帆風順成為完全民主國家。

台灣的民主化威脅從何而來？台灣還有些政黨具有「反民主」的意識形態，這些威權體制殘餘的勢力，不願意放棄威權體制下的既得利益，更不能面對威權體制瓦解的事實，企圖以意識形態來迷惑人民，以取代人民的自由選擇。這股反民主的力量，在台灣仍然猖獗，並得到中國專制政權的撐腰支持。台灣對岸的中國專制政權，從未一天放棄併吞台灣的野心，雖然他們的手法有所改變，例如從過去以飛彈威嚇台灣，台灣人民不為所動，現在則改以經濟利益誘惑磁吸台灣，然而其本質都是一樣的。台灣一天不納入中國，中國獨裁者一天不會停止這些利誘威逼。台灣內部以意識形態為包裝的反民主勢力，和中國獨裁者的野心一拍即合，在中國獨裁者的支持下，它更加猖狂、更加無所顧忌，在這種內外的相互作用之下，台灣的國家認同遂變得複雜紛亂。這才是台灣民主最大的威脅所在。

解決國家認同的分歧

在亞洲，有些領導人宣揚所謂的亞洲價值。亞洲的傳統並非不能取代，某些國家的政治操作證明了：所謂的亞洲價值最後總是被部份政治人物利用作為剝奪人權的藉口，成為部分國家走向完全民主的主要阻礙。幸而，儒家傳統在台灣並沒有深厚的影響，此一問題在我們致力民主化的過程中，干擾不大。當前，台灣要邁向完全民主國家，最先要徹底解決者，仍在於國家認同的分歧。

各種調查資料顯示，越來越多的台灣人民自認為是「台灣人」，或不否認自己是「台灣人」，這是台灣社會在民主中融合的寫照。遺憾的是，被多數選民淘汰的政客，用政治手段撕裂社會和諧，在國家認同上挑撥是非。他們想利用威權時代用來鞏固政權的大中國意識，顛覆已經民主化的現代台灣。今天，他們最大的奧援並非國內的選民，而是對岸中國的霸權論述、軍事恫嚇及經濟統戰。不可諱言，中國的總體國力仍在成長，這種「引清兵入關」（木馬屠城）的聯共制台行徑，加深了台灣的危機。

台灣人民要克服這個挑戰，首要之務是強化對台灣的認同。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五十年前的台灣人民與五十年後的台灣人民，之間起了截然不同的「質變」。過去，在外來政權的洗腦灌輸下，許多台灣人民不由自主地自認是「中國人」。現在，越來越多人的覺悟到，那根本是不符歷史與現實的虛構。實際上，二十世紀最後十餘年的民主改革過程中，我們也經常追問自己：我是誰？我們是誰？杭廷頓教授的新書「WHO ARE WE」也提到，目前許多國家都面臨認同的問題，雖然其形式與內容各有差異，台灣則正處於國家認同的崩解與重構。

哲學家沙特說：「人由於命定是自由的，把整個世界的重量擔在身上，他對作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責任的。」沙特提醒我們：「存在的東西只有當它向著將來被超越時才能獲得其意義。」講到這裡，我不免想起康德三大批判所建立起來的哲學體系。康德哲學給我的啟發是：人類必須了解自己的有限性，如此才能兼顧自立性與積極性，讓人生變得更崇高、更可貴。如果再把思考提昇到整體的層次，康德所說的：「你應該這樣做，就是你的主觀原則常常能夠成為普遍法則」，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結論。這個命題的現代詮釋，無疑是聯合國在一九六六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與「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台灣人民應致力實現這些人權公約所界定的國際人權標準，這是台灣人民對自己、對世界文明的責任。

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

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有這些哲學省思，並且積極予以實踐。從「我是不是我的我」為出發點，每一個新時代的台灣人應該要從內在進行更新，以新的生命內涵實踐「一切價值的價值轉換」（Umwertung aller werte），形成全體性的精神揚升與文明創新。由此成全的新時代台灣人，不難基於自由意志、公民意識的結合，脫離被過去的虛構所束縛的狀態，對台灣這一塊民主實踐的土地產生堅定的認同。在這個新的基礎上，才能以民主消解殘存的族群矛盾，讓「反民主」的政客無法為私利興風作浪，霸權的大中國主義的統戰也無法乘虛而入。

透過民主的途徑認同台灣，是台灣民主最有效的保障。跟某些第三波民主化國家類似，台灣近年也陷入民主頓挫的焦慮，這是關心台灣民主發展的人不可忽視的問題。未來，台灣在「第三波」取得的民主成果，會進一步鞏固，還是不幸走上倒退之路，在在攸關全球民主價值的擴展或退縮，也就是民主國家如何相互支持，值得大家密切注意。而從地緣政治的觀點來看，台灣民主的鞏固，正維繫著亞洲太平洋民主陣線的防線，此一防線一旦被突破，對全球民主及和平將有摧毀性的破壞。但我仍要樂觀地預測，台灣民主的威脅並不是致命的，只要我們對民主價值沒有失去信心，只要我們的民主運作不脫離常軌，只要我們的法治秩序有效健全起來，兩千三百萬人終將把認同台灣視為理所當然。屆時，民主台灣將以更堅定的步伐，走向正常化國家的目標，最後成為一個完全的民主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