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林事件80年

■ 林淑芬

十月十九日台北地方法院開庭準備對楊儒門的刑期作宣判，這個時間點，恰適逢「二林事件」八十週年。簡吉、李應章、二林事件、農民組合運動、楊儒門、白米炸彈客，這幾個原先看似不同時空、沒有關聯的幾個名詞，都因此有了微妙的連結。

在日治時代，日本以「農業台灣，工業日本」為政策，將殖民地台灣作為米糖的來源地。當時將台灣劃分為數個原料區，以高壓強制的手段，配合不公平的秤量制度，低價向原料區裡的蔗農收購甘蔗，當時的蔗農也只能暗自感嘆：「第一憨，種甘蔗乎會社磅！」一九二五年六月彰化縣農民在李應章的帶領之下，組成「二林蔗農組合總會」，站起來說出農民的心聲，對抗高壓的統治政權。

儘管日本總督府在十月二十二日大舉鎮壓蔗農組合運動（即俗稱的「二林事件」），但簡吉仍不畏強權，辭去教職，和農民組成「鳳山農民組合」，此後在短短的幾年之內，在全國成立了二十七個支部，吸引約三萬人參與，也串連起日後的「台灣農民組合運動」，掀起台灣人民自覺運動的第一波。

「二林事件」發生的八十年後的今天，也同是彰化二林人的楊儒門，因為放置了十七顆希望喚起政府重視農民生計的爆裂物，而被判刑七年六個月。楊儒門是個再平凡不過的青年，農村長大，高職休學後入伍，退伍後到基隆的菜市場賣雞，生活清苦，卻將積蓄捐給世界展望會。他看到加入ＷＴＯ政府開放稻米進口後農民的生計將大受影響、他看到時至今日仍有許多的兒童繳不起學費、營養午餐費，曾透過體制內的方式寫陳情信給官員，但未被重視。於是，他選擇了用爆裂物來喚起政府、社會對農民生計的關注。這種手段在法律上是不該被鼓勵，但這十幾顆沒有爆炸傷人的爆裂物，卻在我們的心裡炸開了許多沉重的問號。

ＷＴＯ的議題，其實正隱藏了國際間經濟殖民的深層問題。回顧八十年前的殖民統治，人民受不了欺壓，最後只能靠自己的肉身去反抗、抵擋；而八十年後的今天，號稱人權立國的政府、號稱自由民主的台灣，在最底層生活的人民，還是一樣的充滿無力感。

或許，這些問題，過幾天又會被放在一旁，然後又去拚年底的選舉了吧？下一次，人民要用什麼方法才能喚醒麻痺的政府關心？

（作者為民進黨籍立法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