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電子報-自由評論

從政治發展的角度觀察，台灣的民主是由少數統治轉為多數統治的過程。歷史上的外來政權，從荷（蘭）、西（班牙）、明鄭、大清、日本到晚近的兩蔣時代，都是先以武力迫使台灣就範，繼之祭出白色恐怖等威權手段維持統治。由於是少數統治，當政者所作所為不必經過多數人同意，而一般人民的權益亦可任意剝奪，外來政權為統治者造神、愚弄百姓、以力服人，也斬斷了台灣文化及認同的自主性。

不過，民主畢竟是普世價值，儘管外來政權極力抗拒，在台灣居重要地位的中國文化也絕少民主的傳統，由於志士仁人前仆後繼地犧牲奉獻，外加美國的不斷施壓，台灣終於從威權邁向民主，少數統治退位，多數統治落實。這段和平轉型，近十多年來成為廣受世人矚目的經驗之一；特別是五年半前的政黨輪替及前此的總統直選，更被視為台灣民主在形式上達成多數統治的關鍵。

黨國體制企圖班師回朝

雖然如此，昔日少數統治的殘餘勢力，在多數統治的民主潮流中仍亟思東山再起，有如東歐變天之後的共產黨，台灣的黨國體制挾其在政治及媒體的勢力，外加規模仍不容小覷的黨產，也正極力假借民主途徑，去除外來政權色彩，爭取多數認可。這樣的努力，尚未得到公眾普遍的支持，最近兩次總統大選，黨國體制或少數統治的候選人屢戰屢敗，班師回朝的美夢未能成真。

本來，經歷這樣的連續挫敗，黨國體制者理應表現面對選民抉擇的謙卑，繼續努力爭取公眾支持，畢竟在民主社會往後的選舉還有機會。然而，黨國體制者終究不習慣民主制度及其運作，其領導人於屢戰屢敗之後，既未能師法美國高爾、凱瑞等競逐白宮寶座而以些微差距鎩羽者的運動家精神，於總統大選當選無效及選舉無效的官司定讞之後表現尊重司法風度，反而轉向與共產鄰國勾搭，置台灣國家安危於不顧，並挾其在國會聯手猶存的多數席次，對政府施政立法杯葛到底，視蒼生福祉如無物。國人如今看到的，共產中國不斷把統戰之手伸入台灣內部，我國國會毫無休止的爭鬥，都是這種居少數而不甘雌伏，不惜以百姓社稷為芻狗的政治賭徒作為所導致的後果。

憲法雖然經過六次修正，卻未能有助解決這種多數與少數的爭端。台灣現今所面臨的狀況，是經由全民直選產生的總統，其所任命的行政院長在立法院受到全面杯葛。換言之，儘管總統經由直選取得多數，由於民進黨或泛綠政黨在國會相對居於少數，擁有多數席次的泛藍政黨乃以國會為堡壘，全面對抗經由兩度總統大選取得執政權的民進黨。這種總統所代表的多數民意，與國會多數之間的衝突，若未能有效解決或改善，台灣的朝野爭鬥及政治內耗，將至少持續到下次總統大選或國會改選，這當然是關心台灣前途者所關切，卻為共產中國所樂見，而當事的政治賭徒所在所不惜。

台灣已朝總統制傾斜

打破目前的政治僵局，許多人或不免羨慕日本模式。九月初日本首相小泉為了推動郵政改革，在面臨國會中黨內外議員反對之後，不惜解散國會，進而於大選取得多數民意支持。不過，台灣既非施行內閣制，憲法中總統解散立法院亦設有立法院通過對行政院長不信任案之前提，使得總統所代表的多數民意與國會多數之間的衝突，除非泛藍政黨主動，自難透過新民意的公決而化解。

不論從理論或實務說，總統經由直選取得的多數民意支持，其代表全民的程度明顯高於國會，因為國會通常是部分利益的集合。這種分別代表多數民意之間的差異，看看民主先進大國美國的情況就很清楚。大體言之，眾議員代表個別利益，成員數目依每州人口決定，共四百三十五席；參議員代表的利益高於眾議員，每州固定兩名，共一百席。至於總統，經由全國直選產生，代表全民利益，其民意基礎自然高於參眾議員。正因如此，按美國憲法，代表全民利益的總統可以否決國會通過的法案；而集合部分利益之大成的國會如欲推翻總統的否決，必須由參眾兩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台灣雖非施行總統制，但自一九九六年總統直選以來，已經朝總統制傾斜，經由多數公民支持的總統，與集部分利益而成的國會多數發生衝突，其間如何從普遍利益或全民的角度尋求化解之道，應是下階段憲政改革的要務之一。

部分利益者阻撓改革

除了總統與國會多數的衝突，台灣在民主深化及民主鞏固之路，也正面臨諸多整體利益與個別利益調和的考驗。有如日本郵政改革受到國會既得利益者代表的阻撓，台灣基於整體利益所進行的公營事業民營化及財稅改革，亦正遭到工會等部分利益者的反對。誠然，民主社會的要件是在多數決的同時，必須保障少數者的權益。只是在民主台灣，有些部分利益者反而聲勢不成比例地放大，甚至在政媒勢力配合之下，竟劫持多數或整體利益。此時，原應從整體利益考量而進行改革的主政者，或因自信不足，或改革意志不堅定，或為討好少數，若屈從這些喧囂的部分利益者，改革勢必中輟。

更值得關切的是，自連宋兩人今春前赴中國聯共之後，北京當局亦使出「軟的更軟」統戰手法，多方討好部分利益者，試圖透過集合唯利是圖的少數，包圍並逼迫代表多數的公權力，使其放棄整體利益的把關及堅持。這正是民主台灣面臨的另一重大考驗。（作者是資深新聞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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