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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同代人〉◎董啟章
分別就只是文學和非文學
同代人：
「嚴肅」和「通俗」的對立，是我們城市的文學狀況的基本形態。這個基本形態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直至今天依然沒有很大的變化。縱使間或出現越界的嘗試，無論是從「嚴肅」的立場移向「通俗」還是相反，卻未曾出現顯著而持久的成果。關於「中間路線」的失敗，我們上次已經談過。所謂「雅俗共賞」的美夢，除了尚有爭議的武俠小說，似乎也沒有實現過。這也許就是一些人狂迷張愛玲的原因。
五、六十年代作家在生存和創作之間的矛盾，到今天依然存在。分別只是，自七十年代開始，後起一代的文學作者已經擺脫了賣文為生的困局，各有跟文學或有關或無關的正職，而利用閒餘繼續創作。這種閒餘創作的模式不必顧及商業因素，也因此維繫了本城文學的非通俗價值。可是，閒餘模式也大大削弱了文學的力度，把創作局限在個人實踐的層次。所以，本城文學的最主要價值，在於爭取個人的精神自由，但相對於集體的現實世界，卻失去了抗衡的力量，極其量也只是略做竄擾，等而下之者則是畫地為牢了。
你做為九十年代初開始寫作的中生代作者，在經歷了短暫的「中間路線」時期後，反彈到「嚴肅」的極端，但又不滿於自我實踐的閒餘模式，於是就難免徬徨失措。在現今這個稱為「後現代」的社會裡，大家也嚷著要打破嚴肅與通俗的界限，你加倍顯得落伍。你也缺少這樣的膽量，去宣告自己決心站在通俗的對立面。
也許，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首先得取消像「嚴肅文學」或「純文學」這種帶有辯護意味的，也即是消極自保式的說法，而進取地奪回「文學」本身的定義權，確立「文學」自身的意義。也即是一種相對於權威，相對於市場，相對於潮流的創作立場。這並不是迴避，不是互不相干，也不是退縮到自我裡面，而是以一種「相對」的態度，去建立自我與世界的關係。這關係不是融合，不是妥協，但也不是單純的衝突，而是對位。在對位關係中，成對的雙方並不是「嚴肅」和「通俗」，而是文學和非文學，想像和現實，自我和他人。這才是超越狹隘的對立，為文學尋找更廣闊的面向的模式。
獨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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