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杉磯傳真

愛滋病不僅僅是醫療問題

◎王丹

提到愛滋病，一般人首先聯想到的是醫學性質或與健康相關聯的認知，比如「這是一種嚴重的疾病」之類。這種不夠全面的認知，正是愛滋病防治工作面臨的挑戰之一。因為，如果愛滋病僅僅是一種疾病，那麼問題就可以簡化為尋找到防治疫苗這麼單純。然而，愛滋病之所以比癌症──另一種很難治癒的疾病──更引起人類社會的熱烈討論，是因為它不單純是一種生理性疾病，也是一種社會文化問題。

這首先是因為愛滋病產生的巨大衝擊，不僅影響患者個人及其家庭，也涉及國家乃至人類社會，在巴塞隆納國際愛滋病大會上，有關專家警告說，愛滋病蔓延已構成對現行國家系統的挑戰，因為其造成的經濟損失及社會壓力將使一些最貧窮、疫情最嚴重的國家陷入崩潰。對這種可能性最為擔憂的是美國。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公布的報告說，愛滋病在全球的惡化將影響到美國長遠的戰略利益。對此，美國國務院一名主管衛生事務的高級官員的解釋更為直接，他說，「良好國際關係的基礎是政府有效率，且經濟上提供個人許多有效的機會」，而貧窮國家的解體將是對全球和平的威脅。正因為如此，打擊愛滋病的流行目前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目標之一。

在美國國內，愛滋病的發展也突顯出很多社會因素的重要性。比如種族問題。據調查，在美國黑人中HIV感染者的比例高得過分。1994-2000年在25個州進行的調查發現：55％的新的HIV感染者是黑人，而黑人在美國總人口所占的比例只有12％。再以2000年的統計為例，在愛滋病案例中，黑人、白人、與西班牙裔所占的比例分別是43%、34％和21％。黑人成為愛滋病的高危人群，背後隱藏的就是複雜的社會文化因素。比如很多黑人沒有被納入到健保系統之內，黑人受教育比例偏低，對性生活的態度等等。

社會對愛滋病的認知也是影響愛滋病防治工作的一項重要的社會文化因素。美國極有影響力的資深參議員，北卡羅萊納的赫爾姆斯（Jesse Helms）態度的轉化就是一個例子。赫爾姆斯是美國保守派陣營的主將，對同性戀運動一貫持反對立場。他曾公開表示同性戀者應為愛滋病的蔓延負責，因此反對同性戀運動提出的對愛滋病防治的增加投資計畫。1990年，赫爾姆斯投票反對一項以愛滋病死亡者Ryan White命名、旨在推動愛滋病防治工作的法案。為此，一些愛滋病死亡者的母親還成立了名為「反對赫爾姆斯的母親運動」（Mothers Against Jess in Congress）的抗議組織。但在他去世之前的幾年，赫爾姆斯的態度開始發生變化。這與英國流行樂壇的重量級歌手U2的主唱Bono的勸說工作有關。在Bono的影響下，2002年2月22日，赫爾姆斯公開表示對過去的立場「感到無比羞恥」（so ashamed）。 可以想像，這樣一位舉足輕重的參議員的立場轉變，可以使愛滋病防治工作的阻力大為減少。

顯然，愛滋病對美國而言，已不僅僅是疾病，更成為政治決策，外交戰略，種族問題，文化認同的重要事項（issue）之一。通過美國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脫離開社會框架等外在因素去思考愛滋病問題，只能使人類戰勝愛滋病的路走得更為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