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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路迢迢 觀察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
文◎簡錫堦
有人說人類的歷史是一部衝突史,不斷在利害衝突中彼此鬥爭以取得更好的生存機會。數千年來,人類文明雖然不斷成長,但無數殺戳與被殺戳的經驗卻從未曾稍停片刻。儘管有愈來愈多具有人類關懷與和平意識的個人、組織,以地方性、區域性甚至全球性系統去提倡和平的建構,全力阻止戰爭的邪惡再度籠罩人類,但必須承認的事實是,迄今我們似乎仍未找到一套有效的「文明方法」可以讓人類學會用和平方法有效解決衝突,完全預防軍事衝突的發生。
從事和平運動的這些年來,逐漸意識到如果軍事衝突是過去的人類沒學會有效避免的災難,那麼現在我們就應該從不同種類的衝突中學習、記取教訓,並進一步去建構和平。出於這種想法,我陸續地拜訪了北愛爾蘭、以色列、巴勒斯坦等地,去看當地究竟發生了什麼;去了解經歷嚴重衝突下的人民的真實感受為何;也從積極尋求以和平方式解決的個人和組織的經驗,汲取可以運用在改善台灣現況中一些衝突並推動和平的價值。
這也是之所以要拜訪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那(Bosnia and Herzegovina)的最重要原因。
曾是多元包容的美麗天堂
初訪波赫的首都薩拉耶佛(Sarajevo),除了著迷於四週環山的自然風光,很難不被穿插在城中櫛比鱗次的紅瓦樓房中的土耳其式清真寺所吸引,加上城中遍布的天主教堂和東正教堂,透露出這裡曾有的宗教多元及包容的景象。十五世紀被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統治的波赫居民改信伊斯蘭教後,這裡逐漸成為一個多宗教的社會,而且維持了基本上的相安無事。
為我們安排這次行程的Jasna Bastic,在薩拉耶佛土生土長,她告訴我們,1992年發生內戰前,波赫的穆斯林、塞爾維亞族(Serb)、克羅埃西亞人彼此混合居住,不但曾是好鄰居、好朋友,族群間的通婚也十分普遍,跨族群的婚姻估計超過了三分之一。
從各方面看來,波赫都是一個不應該會發生戰爭的美麗天堂。不過一切的美好,卻在狹隘民族主義的幽靈作祟之下,摧毀殆盡。1992年甫宣布獨立的波赫境內,人口未及三分之一的塞爾維亞人,擔心未來將因人口弱勢而遭迫害,因而挾其傳統上的軍事優勢,也得到鄰國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南斯拉夫解體後,由塞爾維亞及蒙地內哥羅合組南斯拉夫聯邦共和國,即Serbia and Montenegro)的塞爾維亞勢力支持,拉開了三年內戰的序幕。
戰爭罪惡帶來無窮後患
轉眼間,波赫從天堂成為人間煉獄。原本是好兄弟的族群開始彼此對立,甚至不需任何理由的殺害對方。首都薩拉耶佛在塞族不斷的炮轟及狙擊下,變成一座沒人敢隨意出沒的死城。在波赫其它地方,塞族有計畫地對付穆斯林及克羅埃西亞人,進行「種族清洗」屠殺,犯下二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種族滅絕罪行。種種戰爭的邪惡勢力,為三大族群過去長時間努力維持的共榮共存寫下休止符。
戰爭結束後十年的今天走在薩拉耶佛街頭,你會驚訝地發現幾乎很少有一棟建築物上完全沒有炮痕或彈孔,不僅民房如此,許多政府建築物更是如此。戰後經濟的牛步復甦,沒有足夠的金錢修補應該是最大的原因。不過,即使建築的傷痕都修補了,人民歷經戰禍後千瘡百孔的受傷內心,又該由誰或花多少時間才能撫平?因為戰爭的結果,使得族群間的信賴與包容不再,現在的波赫,每個族群分開居住,幾乎沒有直接往來和通婚的可能。加上政治失靈,無法真正有效率地運作、民族主義政黨依然興旺、高失業率、以及龐大複雜的戰爭後遺症,讓大多數的波赫人民對前途感到茫然與無助。
若從人民心理層面的因素觀察,影響波赫發展最大的,是戰爭罪行遺留的心靈創傷,進一步影響著對這個國家的向心力,也不斷在侵蝕戰後重建的基礎。
沉冤未雪:受難者遺族難以撫平的心裡傷痕
前南斯拉夫戰爭法庭的成立,主要在處理波赫三年內戰期間所發生的戰爭罪行。
不過,對於許多戰爭的受難者和其遺族而言,法庭雖然處理了一些主導戰爭罪行的領導份子,伸張了部分的正義,不過懲罰戰犯的強度、起訴對象的侷限、無法抓到的罪魁,讓許多的戰爭受害者相信公義難有完全伸張之日。
1995年7月11日開始數天內,波赫東部的Srebrenica,有超過八千個穆斯林男性(包括成年男人與小男孩)被塞爾維亞人有計畫地「清洗」殺害,堪稱二戰結束以來規模最大的種族屠殺。
事過十年,對於這些受難者家屬而言,沉冤並未得雪。
薩拉耶佛郊外一棟混合式公寓中,有一個Srebrenica受難者組織,主席MuniraSubusic女士告訴我們,她在戰爭中失去了丈夫,不過更多的女人不只失去先生、還失去兩個或更多的兒子、孫子。組織成員Zumra Jehomerovic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她失去先生,兩個兒子,在她的大家族裡,甚至有55個男人被殺害。
對Subusic而言,最不能接受的事實,是在10年後還有太多罪犯未被逮捕,而且受難者的遺族在自己的國家成了難民,不能回到Srebrenica,只能在異鄉生活。她說:「戰爭結束10年後,我們還是受難者,這是不對的!」
Jehomerovic說,戰犯尚未逮捕也是為何受難者至今無法與犯罪者和好的重要原因之一。她也說道:「我原本想回Srebrenica,但每天我看到那些罪犯竟和一般人一樣地在街上行走而未被逮捕,我就難受。而且回去很因難,因為那裡沒有健保,也沒有為我們設置的醫院,塞爾維亞人和我們的小孩相處上也有很大的問題,我不想我們的小孩在那裡受教育……」除此之外,對於所有的受難者而言,除了必須面對螢繞終生的悲傷陰影和恐懼,談到和解與寬恕,更是一件極為不容易的事。
和解是包疪或再次傷害?
對於衝突後的和平建構,促成受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和解是一個重要的方向,也是一個極為艱鉅的工程。和解的先決條件是有真相,但是即使有了全部的真相,是否就能帶出真正的和解?真相、認罪、道歉、寬恕、和解這些元素是否能像一個標準流程般組合在一起?而組合後是否就能建構真正的和平?在薩拉耶佛主持文獻中心的M i r s a dTokaca先生告訴我們,他和他的團隊希望了解事實的真相,找到真正的正義。因為沒有正義,也許犯罪者多年後還會再次犯罪。為避免再次犯罪,他們以事實為基礎進行文獻整理,也最重視受害者的聲音。
他說:「如果不讓受害者說話,無異於再次犯罪。」這些看似繁瑣枯躁的工作事實上提供了波赫社會和解工程極為重要的基礎。
Tokaca先生也娓娓道出投身在這個工作的心路歷程:「二次大戰期間,我母親的家庭被毀滅。戰後波赫重獲自由,但南斯拉夫政府卻不讓人民認識二戰的歷史真相,仇恨一直延續在受害者心中。50年後,波赫再度發生戰爭。如果50年前的事已無法找回正義,那麼我就有責任不讓波赫重蹈覆轍,我不允許50年後的這場戰爭再度埋葬在歷史的謊言中,我要讓事實呈現,讓公義實踐!」這個公義不只是司法正義,也是整個社會、政治的公義。
至於波赫是否能走向真正的和解,Tokaca也說,即使所有真相都被還原,我們也沒有權利強迫把受害者和加害者擺在一起進行和解。我們應該要更重視受害者的內心感受和意願。他甚至質疑南非的真相和解委員,反而成了對加害者有利的組織。「但我們要做的,不是應該幫助更多的受害者嗎?」他這樣說道。
我回想起一位Srebrenica受難者的遺孀Sabra Mujic女士曾提到她對和解問題的看法:「我希望知道每一個加害者的名字,和誰犯了這些罪。我可以接受道歉,但是無法寬恕、原諒……」我想,這就是和解工程中最需要去用心體會的關鍵。我們可以努力去發掘事實的真相,可以用司法系統提供完整的救濟,可以建構一套「和解」的機制,但我們不能去強迫受害者和解,除非他們自願。和解若不是出自受害者的意願,那麼和解將只是表面的行為,不會帶來真正的和平。
相異的史觀,分裂的國家的認同
波赫有三套歷史教科書,有三種歷史詮釋。官方並未對此現象做任何改變。波赫新一代學的是偏差的歷史教育,其中不乏仇視其他族群的教材,對於過去所發生的內戰,甚至有教科書否認Srebrenica發生的大屠殺,這不僅讓受害者情何以堪,更加深了族群間的隔閡,讓波赫族群間和解及共同追求未來願景變得愈形困難。
現在的波赫,不難在塞爾維亞人區看見飄揚的南斯拉夫國旗。一位曾是塞族軍人,現在被迫離開原居地薩拉耶佛而住在城外的農民告訴我們:「如果可以選擇,我希望和塞爾維亞共和國在一起,我不覺得我是波赫的人。」像他這樣的人,在波赫並不在少數。
分裂認同不僅已成為現在波赫最嚴重的一個問題,也為這個國家未來的發展埋下一個未爆彈。
真正的和平:一個遙遠的盼望現在的波赫,在歐洲聯盟政治及軍事力量的治理下,獲得了暫時的和平,但多數波赫人都擔心也深信,一旦國際干預的勢力撤離,這個國家極有可能再度陷入戰禍兵燹之中。
幸好,樂天的波赫人民從未放棄自己的國家,這趟旅程我們遇見許許多多對波赫抱著希望而不斷努力創造和平環境的個人和組織,透過媒體、青年工作、人權、和平、體育活動等方式,嘗試為這裡開創另一個春天。即使走向和平的道路這麼遙遠,但他們依然勇往直前。許多波赫的朋友告訴我們:「讓他們不斷向前的最大動力,是想讓下一代更好」波赫孩子們天真的笑顏,襯著薩拉耶佛靛藍的天空,我從他們清澈的眼神中,彷彿也看到了波赫人努力向前的動力。
反思台灣歷史
比起波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顯得彌足珍貴。台灣過去也因歷史事實被埋沒讓許多受害者無處伸冤,晚近甚至被當作政治工具,讓國人歷經族群撕裂之痛。就像60年前的南斯拉夫一樣,二二八的真相可能永遠無法完整呈現,但就也因為無法遺忘和容忍重蹈覆轍,未來我們也應該持續抵制國家內部不正當的政治操作,特別是那些操作族群標籤和國家認同標籤的勢力。另外,面對台灣成為移民社會的處境,我們也應該早做準備,不管來自中國或是其他國家的移民配偶及其後裔,我們都有責任和義務,以合乎社會公義的原則善加對待,台灣要成為一個多元包容的和平國家,或是沉淪在一個排外自我的島國心態中,都由台灣人民自行決定。歷史的殷鑑不遠,太多沉痛的教訓擺在眼前,如果不能記取前人的經驗,我們注定要再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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