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詩人是文化的信使，而非死神

李敏勇

今（二○○五）年三月，在高雄舉行的世界詩歌節，以「海陸合鳴」為主題，來自二十多個世界其他國家詩人和台灣的詩人，以海相連，以詩交融。一九九二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勒比海一個小小島國：聖．露西亞的沃克特（Derek Walcott, 1930-），也來參加盛會。以一個人口僅十多萬人的獨立國家，沃克特在一場公開的談話中聲援台灣抗議中國制定「反分裂國家法」，認為「台灣有權利追求獨立」，而且「應是一個獨立國家」。參與高雄世界詩歌節的我，發表了一篇＜海與陸地的對話 - 多重視野，探尋願景＞，引述海洋相關於自由追尋的詩，也發起「以詩的玫瑰插在威脅台灣的槍口」活動，在八十多位國內外詩人簽署下，發出愛與和平的信息，以詩的力量抵抗中國的威脅。

十一月間，台北的詩歌節以「家園和世界」為主題，邀請了十位國外詩人與會；包括一位庫德族女詩人秋曼．哈笛（Choman Hardi,1974-），她的詩流露著自己族人分散在伊拉克、土耳其，而沒有自己國家的痛楚；伊拉克詩人法德希．阿爾阿札威（Fadhil Al-Azzawi, 1940-）也來了，他當然不是附和伊拉克對庫德族迫害的詩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充滿對立和衝突，但追求真理、和平與愛的詩人也有對話。應邀參與詩歌節的我，分別和以色列詩人阿米爾．歐爾（Amir Or,1956-）及巴勒斯坦詩人嗄山．札克唐（Ghassan Zaqtan,1954-）對話。我的一篇＜流亡與追尋，疏離與介入 -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詩人的夢與現實＞（自由副刊，二○○五．十一．七），提到他們的夢與現實交織著語言的亮光，成為探視黑暗，尋找願景和出路的地圖。參加台北詩歌節的外國詩人還包括土耳其詩人梅廷．塞拉爾（Metin Celal,1961-）、斯洛伐克詩人馬丁．梭羅梵克（Martin Solotruk,1970- ）、冰島詩人史坦納．布拉耶（Steinar Bragi,1975-）、美國詩人蔚雅風（Afan Wearer,1951-）、華裔美國詩人張耳和來自香港的梁秉鈞（也斯）。

家園與世界在政治上有對立衝突，但文化的視野充滿愛與和平的願望。

相對於詩的亮光，我認為「詩人」杜十三以電話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要殺害他全家」的行為舉止是黑暗的。政治人物當然可以批評，但躲在暗處的語言暴力並非杜十三的「詩人」作為，而毋寧是他的「病人」行為。他被忽略的躁鬱症狀對照著一些媒體誇大其詞的聲援，反映了台灣報紙、電視視野的偏頗現象。再說言論自由，政黨輪替以後，也許不一定找到了我們在戒嚴統治時代追尋的許多事物，但言論自由卻恰恰是不缺少的。任何人對任何政治人物的公開批評，也不會有罪。民進黨政府的威權性豈是從前國民黨一黨獨裁時可以相比？這當然並不是說民進黨政府就是對的，是不可以批評的。但是，相對過去政權的長期黑暗，一些詩人藉著現在的言論自由，從未自我清算過去，對於威脅台灣的強權不置一詞，敵視台灣國家正常化。

如果是一個「病人」，在杜十三公開向謝長廷院長道歉，向社會道歉之後，當然可以原諒他。但是有人利用杜十三的「病人」行為，夸談自由、夸談詩人和知識分子良知，卻掩藏戒嚴統治時期附庸黨國威權的邪惡心靈。戒嚴體制時代，柏楊怎麼了？「戒嚴時代受難作家紀念展」正在台南的國家文學館展出，看看那些受難者吧！白雅燦 - 一個政大畢業生，因為一張傳單質疑蔣經國報稅了沒有，他受到什麼對待，以致心神喪失？林宅血案，難道不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殺害全家」的受害事例嗎？陳文成在警總約談後死於台大圖書館旁草坪，難道不是知識份子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代活生生的見證嗎？一些夸言自由的人，在台灣的民主轉型以後，只能藉著已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進行廉價的表演嗎？

在許多中國的詩人流亡海外，在中國的民主和自由相對落後於台灣的現實情境裡，從前附和在國民黨威權體制的一些詩人，填補了流亡者的空間，頻頻進出中國。對於中國迫害人權，這些詩人是噤聲的。從前以反共之名，許多詩人在戒嚴統治時期領取國民黨黨政軍名目的戰鬥文藝獎賞，甚至鄉土文學論戰（一九七七）引發「狼來了」恐嚇聲，誣指現實寫實文學為共產黨工農兵文學，國民黨一黨統治結束後，反共變為親共，無視於中國對於台灣民主和自由的威脅。如果愛自由、愛民主，何以至此？不是應該多聽聽流亡海外的中國詩人聲音？不是應該想想為何一些中國詩人要流亡嗎？

詩是使人活下去的事物，文化是使人活下去的事物，相對於政治常常囿於相對性的是非，文化常常追尋絕對性的是非。因此，即使在戰爭中，詩人也會認為沒有人有權利剝奪一個人的生命。而且因為人是脆弱的，所以詩人常常會反思，會痛苦，會自己感到歉疚，而不會想到致人於死，或美化他人致人於死的言說。波蘭詩人羅塞維茲（T.Rozewicz,1921-）在一首描述二戰時期納粹佔領倖存者心情的詩＜死後的聲名＞，留下這樣的證言︰「所有活著的人是有罪的／小孩子／獻花／是有罪的／情侶是有罪的／有罪的是詩人們 有罪的是那些跑走的人」。這樣的詩會讓曾經附和國民黨戒嚴統治，現在又絡繹不絕於中國之途，無視那樣的國度仍在共黨體制統治下的一些詩人慚愧嗎？那樣的國度最欠缺的正好是自由和民主。如果要自由和民主，不是應該珍惜台灣經由政黨輪替的民主化嗎？不是應該推動台灣國家的正常化嗎？

民進黨政府是不夠好，民進黨政府也不夠爭氣！但國民黨一黨長期統治留下的政治沈痾，共產黨中國對於台灣國家條件的破壞，難道不是台灣自由化、民主化的障礙？台灣好不容易掙脫封建中國的獨裁專制魔咒，解除國民黨一黨長期統治的宰制，任何一個有良心的詩人，都應該從歷史與現實把握台灣的發展課題鞭策民進黨政府，而非藉著已開放的言論自由空間妖魔化台灣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進程。如果台灣的自由化、民主化不能在國家正常化的條件下發展，國民黨在台灣的在地轉型就不可能，中國的自由化、民主化也更不可能。為了台灣這個國家，也為了中國那個國家，詩人應該真正是一個詩人而不是一個「病人」。

俄羅斯詩人普希金（A. Pushkin,1799-1837），以三十八之齡留下八百多首抒情詩，他引用古羅馬詩人賀拉斯（Horace）詩句「我豎起一個紀念碑」為副題的一首詩＜紀念碑＞，也許會為詩人們提供精神的鼓舞，也會讓我們的國度對詩人與詩保有信心。

「我之所以久久地為人民所喜愛，是因為我用詩歌激起了他們善良的感情，是因為我在這殘酷的時代歌頌過自由，並且為倒下的人們祈求寬容。」（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