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何可將恐嚇嫌犯捧成英雄

詩人杜十三以台灣解放組織之名，恐嚇行政院長謝長廷，揚言殺死謝揆全家一案，雖已迅速破案，消弭社會不安情緒。然而，部分媒體將杜某的恐嚇罪行予以「英雄化」、「聖戰士化」的心態與手法，扭曲事實真相，造成是非黑白的混淆，與價值觀的錯亂，對國家社會帶來極為負面的影響，令人十分憂心。

杜某落網後，謝揆固然不願對嫌犯提出告訴，杜某也向謝揆道歉，自責行為不當，頗有悔意，但恐嚇係屬公訴罪，杜某的作為仍應受到法律應有的懲罰，才是一個健全法治社會的正確作法。令人驚訝的是，部分媒體不知何種居心，竟然在報導與評論中，對杜十三的犯行極盡「美化」、「英雄化」之能事。少數所謂學者文人竟然辯稱，杜某的恐嚇行徑，是「義憤式的抗議」、「文人之怒」、「行動藝術」、「知識份子的良知」「有正義感」、「只是發洩怒氣」，拚命為其塗脂抹粉。這些人不但不譴責暴力恐嚇行為，反而指責政府應該反省。在這些媒體的誤導下，一名犯了恐嚇罪的人，似乎搖身一變，成了不滿時局、起而行動的革命家。突然間，一名嫌犯的頭上，發出了耀眼的道德光輝，似乎是日前白米炸彈客事件的翻版。社會價值錯謬至此地步，令人既無奈又感慨。

謝揆指責那些將杜十三視為英雄的人，是「別人家的孩子死不完」，他更感慨現在的台灣很像在搞文革。一九六五年在中國爆發的十年文革，是毛澤東利用天真無知卻又激情的學生、工人、群眾，打著「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旗幟，對黨內政敵進行文攻武鬥的一次群眾運動。文革的可怕，便是「無法無天」、「群眾公審」，而今天台灣部分媒體視法律為無物，歌詠暴力的作法，何異於文革？

在杜十三恐嚇事件中，我們看到了台灣特定媒體的嚴重病態。此種病態可追溯到台灣推動民主化與本土化運動之初。這些媒體抱持大中國情結，坐享威權統治的利益，在民主化與本土化的列車啟動後，既喪失既得利益，更無法適應新環境、新制度、新氣氛，乃挾著偏激的族群與統獨意識，抗拒時代前進的潮流。這些媒體，不論在報導、評論或談話節目，無不充斥反台灣本土認同的仇恨情緒，刻意激化族群的矛盾與社會的對立，自甘淪為泛藍打扁的急先鋒。尤有甚者，少數親中媒體基於統派情結，也扮演起中國對台統戰的傳聲筒，一味否定台灣的主體意識。

十多年來，這些媒體極力醜化台灣，挑起對立與矛盾。在它們的報導與評論中，台灣一無是處，本土政權治國無能，道德墮落，社會治安敗壞，官商勾結，幾乎已淪為人間煉獄。部分國人受到這些媒體日夜不停地灌輸洗腦，自然容易萌生偏差觀念，不滿情緒日積月累，終於一發不可收拾，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為。杜十三以一介文人竟然恐嚇殺死行政院長全家，可說是親中媒體毒化宣傳下的結果；而這些媒體在杜十三落網後，無視法律的存在與尊嚴，對其加諸無上的道德桂冠，正好反映它們不但催生了這樁恐嚇事件，更是美化暴力的魔鬼辯士。換言之，杜十三事件，再次凸顯那些心中只有立場而無是非的親中媒體，乃是不折不扣的台灣社會的亂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