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滋味
德國劇作家席勒側寫.上
◎耿一偉

編輯室報告 今日為德國劇作家席勒逝世二百週年，本刊特邀戲劇研究者耿一偉撰寫專文，敘述這位橫跨戲劇與詩歌等多種創作身分的歷史人物的生平事略、寫作風格，以及對台灣美學教育的影響等等。 經由此文，亦可得知德國當時代的整體藝術氣氛 與成就。

一七八六年的席勒，作畫╱Anton Graff。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劇作家、詩人、哲學家、歷史學者，為德國浪漫主義大將，出生於靠近司徒加特的瑪爾巴哈。年輕時想當一位牧師，卻被伏騰堡的奧根公爵強迫就讀軍事學校，後來又轉讀醫科。第一部劇作《強盜》（1781）受到極大歡迎，與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並列為狂飆運動的經典。《強盜》強調自由與個人主義，引起奧根公爵的不滿。

席勒後來逃離伏騰堡公國，到曼海姆尋求發展，其中他寫的《陰謀與愛情》（1784）又大獲成功，但是商業市場的品味讓他相當受限，加上債務問題，他於一七八五年遷居萊比錫，期間寫下傳頌後世的《歡樂頌》。一七八九年被威瑪公爵任命為耶拿大學的歷史與哲學教授，講授世界史的課程。之後對康德產生興趣，完成《美育書簡》（1794）與《論樸素詩與感傷詩》（1795）。最後在歌德的影響下回到戲劇懷抱，共同主持威瑪劇院（1789-1805），並完成《威廉．泰爾》（1804）等劇。一八○五年席勒因肺結核病逝。歌德說：「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一去不返，卻將對未來產生持久影響。」

從貧困國家到自由王國之路，須經過美的形象王國。
—— 席勒《美育書簡》

發掘素人歌手陳達、對於台灣民歌採集運動極有貢獻的音樂大師史惟亮先生，在歐洲求學的時候，曾兩度造訪過德國劇作家席勒（Johann C. 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的故鄉瑪爾巴哈（Marbach），他在《一個中國人在歐洲》一書中提到這段經歷時，不無感性地說：「席勒的民族精神，既不是納粹的民族優越論，也不是共產黨沒有心靈的民族形式，看席勒寫瑞士的民族英雄，寫法國的聖女貞德，便可了解他的思想……我兩次造訪席勒的故鄉，也並不是單為了歷史癖好，對於他，我著實有著由衷的敬意。」

不只是史惟亮，甚至是史惟亮的另一位偶像貝多芬，也對席勒有著強烈的敬意。如今我們對席勒的記憶，有一大部分得感謝貝多芬，因為他在第九交響曲的第四樂章中，將席勒的詩句《歡樂頌》譜為大合唱。這段大合唱不但在柏林拆除圍牆時演唱過，也被選為歐盟盟歌。

美育概念影響台灣教育

從今日的角度來看，席勒與我們的距離相當遙遠。一位在兩百年前過世的德國劇作家、詩人、文學雜誌的編輯、歌德的同代人。但席勒卻以他特有的方式，一點一滴地與我們的生活發生關係。首先是他的美學。

席勒時處德國啟蒙運動的高峰，哲學家康德的三大批判為人類的知識、道德與審美能力立下理論基礎。席勒也對康德相當著迷，並成為他劇作創作之外的另一項豐功偉業。透過他與丹麥公爵的二十七封通信，席勒總結了他對藝術的沉思，「在人的一切狀態中，在遊戲而且只有遊戲才能成為完全的人……如果一個人在為滿足他的遊戲衝動而走上尋求美的理想的道路，那是絕對不會錯的」（第十五封）。

不過席勒並非理論的空想家，他所處的十八世紀末，德國分裂成三百多個小公國，彼此互相傾軋，統治者封建腐敗，人民苦不堪言。面對社會發展落後，加上政治干預藝術創作，對於流亡海外十幾年不能返鄉的席勒來說，他對自己的時代有著相當強烈的使命感。因此最早發表在席勒自己創辦的文學雜誌《季節女神》（Horen）上，後來被稱為《美育書簡》的書信，其中前九封其實都是在談政治問題，也就是到底要透過什麼方式，才能達到一個政治自由的公民社會？而審美教育正是席勒提出的解答。他在第二封信說：「時代狀況迫切要求哲學精神探討所有藝術作品中最完美的作品，即研究如何建立真正的政治自由。」於是政治自由在席勒眼中成了藝術追求的完美典範。

去年被《時代雜誌》選為「全球一百位最有影響力人物」之一的德國哲學家哈伯瑪斯（J. Habermas），在他的《現代性的哲學話語》一書中，特闢專章討論《美育書簡》；文中認為席勒代表的是一種審美烏托邦主義，認為藝術有助於社會溝通。而這種烏托邦主義從席勒開啟先河，沿著黑格爾、尼采一路到後現代主義，其實代表著現代社會的主體意識在面對多元分裂時，試圖以藝術取代宗教的一種策略。

席勒開啟美育觀念，幾經轉折，影響了清末民初的國學大師王國維與北大校長蔡元培。王國維認為「希爾列爾（即席勒）既謂兒童之遊戲存于用余之勢力，文學美術亦不過成人之精神的遊戲」，提倡透過美育來陶冶情感。曾在德國萊比錫大學留學的蔡元培，更主張以「以美育代替宗教」，並讓美育議題在五四時代達到討論高峰。這套觀念又在國民政府遷台後，於民國六十八年正式立法，將美育與德智體群並為五育，成為國民教育的一部分。兩百多年前的美育精神，其創始起源對大眾雖日漸模糊，但在制度上它依然發揮其功用，默默影響著我們。席勒與台灣並非毫無相干。

透過戲劇傳播自由精神

雖然美學是席勒的一個面向，但作為創作者的席勒，其影響力更為強烈。一七八一年他完成劇作《強盜》，該劇隔年一月在曼海姆國家劇院公演時，現場觀眾為之瘋狂，鼓譟搥胸，有人形容為「瘋人院」。因為這部有點類似《水滸傳》內容的戲劇，反映了當時民眾對貴族壓榨百姓的不滿心情，「打倒暴君」（ln tyrannos!）成了戲裡戲外最響亮的口號。這齣戲後來遭到禁演的命運。而席勒也因為私自出境與影射政治，而激怒當局。曾強迫年輕席勒讀軍事學校的歐根公爵（Karl Eugen）特別下令，不許席勒出國與從事戲劇創作，並罰他關禁閉。

但是政治壓迫無法抵擋他追求自由的心，一八八二年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歲的席勒逃離伏騰堡公國（Wurttemberg），到曼海姆尋求發展。

但誰能猜到一顆自由的心，透過藝術創作之後能對世界產生什麼影響。其實席勒的劇作大多以其他國家的歷史作為藍本，如《唐．卡羅斯》背景是西班牙，《瑪麗亞．史圖亞特》牽涉英國宗教改革，而《奧爾良姑娘》是聖女貞德的故事。甚至他對於荷蘭的獨立過程也頗有興趣，寫過《尼德蘭獨立史》，並在歌德的薦舉下於耶拿大學講授世界史。

正因席勒不斷在著作中鼓吹自由，使得他受到許多海外人士的推崇。一七九二年他被法國政府授與榮譽公民，該名單共有十八人，其中包括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理由是他們「以自己的作品與勇敢為自由事業效力，並促進人類解放時刻的提前來臨」。之後有一年半的時間，許多巴黎市民都在劇院中為《強盜》的法文版激動不已。

正是自由的主題，讓席勒在世界各地都廣受重視。受到歌德的建議，沒去過瑞士的席勒以瑞士中古世紀的傳說為藍本，寫下膾炙人口的劇本《威廉．泰爾》。瑞士人民的自由結盟，在政治哲學上形成所謂的「盧特里自由結盟原則」（Rutli alliance principle），則體現在《威廉．泰爾》第二幕第二場的盧特里結義場景中。這個每位小朋友都聽過關於被罰用箭射下自己兒子頭頂上蘋果的故事，讓瑞士反抗奧地利壓迫追求民族自由的歷程，得以透過戲劇傳播普遍人心。

席勒對戲劇的社會意義有著深入而廣泛的思考，他甚至考慮到具體劇院的功能。在《強盜》大獲成功後不久，他於一七八四發表一篇非常重要的演講〈好的常設劇院能起什麼功能〉，強調劇院作為社會教育機構的重要性。他說：「如果我們將來有一天能有一座國家的劇院，我們才可以變成一個國家」。席勒這篇演講後來廣為傳頌，對於十九世紀歐洲各地如雨後春筍般廣設國家劇院的現象有著推波助瀾的功效。

詩作〈歡樂頌〉影響貝多芬

不過提到劇院，還不能不提席勒與歌德在威瑪國家劇院的合作時光。從一七九九至一八○五年之間，這兩位曾是狂飆運動的主將，將威瑪變成當時中歐最耀眼的文化之都。歌德雖然大席勒十歲，但他在創作上還是經常徵詢席勒的意見，連詩劇《浮士德》也不例外，席勒在回信中說：「現在我又把《浮士德》讀了一遍，對於你要我回答的問題，我真不知要如何說起……但我懇切期待看到民間傳說，能與全書的哲學部分銜接起來。」歌德在他的對話錄裡稱讚席勒說：「在席勒的一切著作之中，流貫著自由的理念……在他的青年時代，那是肉體的自由，這使他的煩惱而流入他的詩裡；在他的晚年，那是精神的自由。」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