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權世界裡 吶喊自由

■王美琇

一位中國民運人士，在接受台灣廣播媒體的專訪中說：「你們在天堂，我們還在地獄；台灣有自由，中國沒有。」另一位香港教職人員，在自由廣場撰文說：「別忘了你們所擁有的幸福，你們腳下的土地是極富芳香的自由氣息。」是的，我們擁有自由，我從不否認；但是，我們擁有百分之百的自由嗎？我高度質疑。

我們的確擁有通訊自由、言論出版自由、宗教自由、旅遊和遷徙自由；但是，我們並沒有擁有「選擇」的自由。我們可以用選票選擇自己的國家領導人和國會議員、地方議員；可是，我們不能選擇「制定一部自己的憲法」、不能選擇「以公民投票決定國家前途」、不能選擇「國家新國號」。沒有選擇權的自由，算不算自由？什麼是自由？一半的自由算不算自由？三分之二的自由算不算自由？如果一個國家，不能擁有「制定新憲法」的權利，不能讓人民用公民自決的方式，來決定自己國家的前途，這樣的國家，還算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嗎？一個號稱民主自由的國家，如果連「選擇的自由」都沒有，那我們所擁有的自由是什麼？民主是什麼？我們的國家又是什麼樣的國家？

為什麼我們會成為「只擁有一半自由」的國家？誰讓我們成為這樣的國家？是中國的文攻武嚇嗎？當然是；是美國的強權干涉嗎？當然是。美國和中國，是目前影響台灣前途最為嚴重的國家。中國從九○年代至今，從沒改變要成為東亞霸權國家的總體戰略目標；也從不掩飾他們對台灣的領土野心。美國雖然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的普世價值，但是華府的領導階層，從來沒有放棄對台灣前途的操控權與主導權。他們的邏輯是：台灣的命運必須由美國決定，台灣只能跟著美國走。換句話說，我們所擁有的「自由」空間到底有多大，必須由美國來定奪。這兩個強權大國，目前正影響著我們國家的福祉與命運。這是我們的困境，也有人說是我們必須接受的國際現實。但是，我要提出的質疑是：完全跟著美國走，沒有危險嗎？美國提供的保護傘，能夠保護多久？如果我們的國家利益和美國的國家利益衝突時，我們還要繼續聽美國的嗎？小國真的沒有任何選擇權？台灣的優勢在哪裡？

其實我們都了解，對華府的領導階層而言，美國保護台灣絕對不是因為我們的民主自由，是因為他們不能放棄台灣在亞太地區的戰略價值，是因為他們不能放棄在太平洋的國家利益與領導地位；可是他們又必須正視中國的崛起，以及和美國競爭亞太領導權的事實。在這種現實認知下，台灣在美國華府的眼裡，只是一個「要讓他們能夠」隨意擺佈的棋子。如果中國的軍事與經濟實力，有一天大到美國必須讓出亞太領導權或是某些利益時，台灣會不會被犧牲掉？我不知道。所以我不認為，百分之百跟著美國走或順從美國，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政策。

如果大家讀過中南美洲國家的歷史，就會了解美國介入這些國家有多深。從一九五○到一九八○年代，古巴革命、玻利維亞、秘魯和智利等中南美洲爭取獨立自由的國家，大多受過美國的慘痛打擊。美國從來不是完全支持所謂的「民主陣營」或者「民族解放獨立陣營」。他們一向都是兩手策略，一方面支持對美國「唯命是從」（獨裁政權也無妨）的政權，一方面又高舉正義之旗，消滅爭取獨立或民族解放的「敵對勢力」。台灣的歷史也是一樣。蔣介石絕對親美的政策，也讓美國政府對蔣介石政權在白色恐怖時期屠殺台灣人的事實，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美國ＣＩＡ或駐台大使館不知道蔣政權的獨裁暴政嗎？我不相信。但是他們依然沈默以對，甚至放縱蔣介石為所欲為。

我並不是倡導反美，但是我認為絕對不能對美國過於「一廂情願」。一廂情願地相信或一廂情願地服從，對我們國家的發展，並沒有幫助。如果我們挑戰美國，為什麼你們不賣給我們攻擊性武器，讓台灣能夠擁有定點反擊的自我保護能力？為什麼你們高唱反對恐怖主義，卻可以容忍全世界最大的恐怖主義國家 - - 中國，用七百二十枚飛彈瞄準台灣？用恐怖高壓手段鎮壓逮捕其國內的政治異議人士和法輪功宗教人士？無論我們如何質疑與挑戰，都不會改變美國華府的「維護美國國家利益」的最高指導原則。美國強烈要求台灣不能改變現狀，其實就是不能破壞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現狀的最大利益。這就是「國際政治現實」。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在華府的政客眼中，只是一句美麗的口號罷了。

當我們了解這樣的「國際政治現實」，我們必須回過頭來問自己：我們要什麼？我們要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二的自由嗎？我們要這種在強權支配下「有限度選擇」的自由嗎？我們是不是一個「主權國家」？如果我們要的是一個「對國家前途」擁有百分之百選擇權與決定權的自由，我們該做什麼，讓我們可以不必「在強權世界裡吶喊自由」？

我認為，「制憲正名」是台灣邁向正常國家最重要的國家總目標；同時，也是我們對抗強權最重要的戰略，也是小國台灣最大的優勢與利器。大國與小國不可能有對等問題，大國絕對不會理睬小國的任何善意或懇求；但是，當小國的「刺」幾乎刺到他們眼睛時，大國才會「重新看見」小國的存在。所以我認為，只有當「制憲正名」運動的能量與民氣，大到美國與中國都無法忍受時，他們才會認真考慮我們的訴求。因為，這兩個強權大國都無法承受「發動戰爭」的後果。這也是外子辜寬敏先生所說的「戰爭邊緣論」。他認為，只有當大國「不得不」和小國坐下來談時，小國才有機會，這是小國唯一的生存之道。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古巴危機」的美蘇衝突，就是兩個國家在瀕臨戰爭邊緣時，才能夠真正共同面對與解決問題。

自由是要付出代價的。在強權世界裡吶喊自由，是不可能得到自由；我們必須用自己的方法走出自己的路，才有可能「逼迫」這些強權國家，正視台灣「成為一個正常國家」的必要性。巴勒斯坦爭取獨立建國或者古巴當年爭取「人民解放」的革命手段雖然激烈，但是如果他們不如此，美國或世界會看見他們的存在，會聽見他們「吶喊自由」的聲音嗎？我懷疑。

最壞的情勢，往往是開創者最好的情勢。我們錯失了生長在革命的時代，但是卻正處在「創建新國家」的時代。現在，就是「我們能做什麼」的最好時代！弱者沒有力量，唯一的力量就是堅定無比的意志和奮戰到底的決心。所以，我們要盡一切最大的努力，把「制憲正名」的運動能量拓展到最大，讓民主的精髓意義 - - 「主權在民」發揮到極致。我們要用最民主的手段、用台灣人民最偉大的集體力量，告訴這些強權國家：我們的選擇自由，由我們自己決定，請你們閉嘴！（作者為台灣北社副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