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益樺．抵抗權

■史明

十六年前的今天，在台獨志士鄭南榕的告別式上，黨外黨工詹益樺選擇以自焚方式，向國民黨與台灣人做最沉重與莊嚴的告白。自焚本身雖非抗爭，卻是抵抗權一種最高度象徵性的表現。

現在中國有七百多枚飛彈對準著我們，又制定所謂「反分裂法」對台灣人仍然百般恫嚇。奇怪的是，面對這些攸關台灣民眾身家性命、尊嚴乃至未來的威脅，不但許多政客依舊笑臉相迎，似乎民間一般說來也幾乎漠不關心，無人提及「人民的抵抗權」這一事題。

四百年來，台灣多次遭受外來政權的侵略與統治，台灣人的祖先輩們也屢屢奮起，實行天賦的抵抗權，譬如荷蘭時代反紅毛蕃的郭懷一事件，滿清時代反唐山的朱一貴、林爽文事件等「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以及日治時代的林獻堂、蔣渭水、謝雪紅、簡吉等所從事的無論右派或左派的對日抗爭。

抵抗權（the right of resistance）一詞的理論與實踐，在近代以來廣受政治學家討論。大體而言，抵抗權是指被統治人民對國家權力或外來統治的威權支配、打壓剝削所行使的反抗權利，譬如英國清教徒的反封建帝制革命（1640~60）、美國的反殖民地統治獨立革命（1775~83）、法國反帝王專制統治的大革命（1789~1848）等。

十九世紀以後，受到西歐帝國主義侵略的亞、非、拉的各民族，繼起主張民族獨立、殖民地解放。但是革命的形式卻不一定是透過武力，譬如印度甘地的「非抵抗運動」，本質上就是以「無抵抗的抗爭」，與英國殖民統治相抗衡。

在第二次大戰中，受到德國納粹與義大利法西斯政權侵略的法國及東歐（匈牙利、保加利亞、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波蘭、捷克、羅馬尼亞）各國，雖然他們的政府已投降，一般大眾卻進行地下游擊戰，積極行使抵抗權，遂在第二次大戰後恢復國家獨立。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中國的蔣介石政權接收了日帝的現代殖民體制，並施以白色恐怖的特務統治，因此台灣人以二二八事件做為起點，實行防衛性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五○年代開始，海外的台灣人開始體制外革命的抵抗鬥爭，一直延續到一九九○年代，與一九七○年代以後島內體制內民主的抵抗鬥爭相互輝映。

從一九五○年代開始，獨台會便致力於提升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在海外與國民黨鬥爭，自一九七五年以後，因為島內的反國民黨的民主鬥爭已日趨壯大，獨台會遂轉變戰略戰術，以提高台灣大眾的獨立意識、組織菁英份子與大眾的抵抗力量，做為努力目標。今年四月二十六日的獨台會高速公路擋連事件，引起各界注目及討論，雖然擋住連戰座車僅四、五分鐘，但若能擋連成功，勢必使國際輿論關注，台灣人強烈厭棄中國共產黨的侵略企圖，即可藉此事件得到國際上的認識與同情。

獨台會的行動，雖不若詹益樺自焚事件那麼淒厲壯烈，卻也仍有同志坐監至今。希望國人勿忘，面對台灣的政治不公及民進黨的國民黨化，抵抗權的概念，永遠是我們最有力的抗爭能動泉源。（作者為獨台會會長、史明教育基金會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