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長：重大綁票案 應求處死刑

〔記者賴仁中╱台北報導〕綁架案愈來愈多，贖金愈來愈高，但是「撕票者死，不撕者活」已成鐵律；法務部長施茂林昨天嚴正指出：「並非絕對如此」，他指示全國各檢察機關未來偵辦犯行嚴重、震撼社會的重大綁架案件時，應斟酌綁匪惡意性，不該輕饒的，即使未撕票，也可求處死刑。

施茂林並說，除偵查檢察官外，公訴檢察官也一樣，法院審理擄人勒贖案件時，蒞庭檢察官若發覺被告在庭上始終飾詞狡辯、毫無悔意或有其他惡性行為等情，也可當庭要求法院以最重的處分嚴懲被告。

另一方面，綁匪一旦落網定罪，即使最後未被判處死刑，只判無期徒刑或刑度較高的有期徒刑，監所對於這類犯行重大受刑人，一律從嚴審核其假釋案件，若無明顯悛悔實據，絕不輕易核准，若是再犯、累犯，更要嚴格把關，「讓他們一關至少二、三十年，達到長久隔離社會的目的」。

法務部官員補充指出，所謂重大綁架案，不是只以「有無殺害肉票」為判準，如綁匪凌虐肉票、要求鉅額贖金、手法惡質、或案情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等，皆應屬之。

據了解，早年，綁架案被視為不可饒恕的重罪，無論肉票是生或死，不乏同案被告全被判死之例，但在人權團體極力推動廢除死刑等因素影響下，近十年來法官判死的尺度愈抓愈緊，其中「是否殺害肉票」成為最關鍵的衡量刑度指標，撕票者，判死，未撕票，全數判活。

結果，綁架案件疑因此而暴增，無論採取多惡質犯罪手段的集團都有，只要儘可能不殺肉票就好；贖金行情也節節高升，從數百萬、數千萬元，到隨便一喊價就是數億，贖金額度之高，令人咋舌。

法務部指出，此一問題並不是出在法定刑太低，因為觸犯擄人勒贖罪最重可判到死刑，最輕為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如今的問題是，法院實務量刑時，除非直接涉及撕票的被告，否則不動用鍘刀。

故，法務部希望檢方今後斟酌案情時，不能也只以「有無撕票」做為求刑最主要依據，忽略被告其他極惡質的犯行。

法務部指出，對於檢方請求處以死刑的案件，固然只能當成法院判刑參考，但至少能形成壓力，只要檢方求處有據，法院就不能不重視採納，即使不採納，也須提出十分有力的論據，否認勢必遭到訾議。

大圈仔犯案 日益惡質

記者黃敦硯╱特稿

台北縣電玩大亨之子被綁票案，警方追查肉票下落時，意外查出在苗栗後龍負責看管肉票的共犯是中國籍男子，中國人士在台灣犯案又受到重視，警方擔憂的是，中國人士在台犯罪原以輕罪為主，但近年來所涉案件已日趨惡質化。

事實上，這個情形從去年有數起中國人士在台涉及綁票案與強盜案件，已可看出端倪，今年四月間，刑事局偵八隊追查中國女子在台被綁案件時發現，所查獲的多名綁匪中，就有五人是中國籍男子，益發凸顯這個問題嚴重性。

根據統計，九十二年間共查獲五百七十二名中國人士在台灣犯案，到了去年，查獲中國人士涉案增加為六百四十九人，總計兩年期間，就查獲一千二百二十一名在台灣涉案的中國籍人士。

若以中國人士在台涉及案件的類別分析，九十二、三年間，以違反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二百六十一人最高，這些人大多是在台灣逾期停留或是非法打工，其次為涉及偽造文書的二百零一人，接著為偷渡來台涉及國家安全法的一百八十五人。

另外，有一百卅七名中國籍人士涉嫌犯下竊盜案件被捕，一般妨害風化有一百零四人，一般傷害四十九人，涉及毒品、賭博案件各有卅人，而有廿四人涉及詐欺背信案件，暴力犯罪有十九人，組織犯罪防制條例則有七人，另有一百七十四人為涉及其他刑案。

以過去兩年中國籍人士在台灣犯下十九起暴力犯罪的情形看來，中國籍人士較少涉及重大刑案，多數以偽造文書、竊盜、一般傷害、詐欺背信等一般案件居多，但是中國人士在台的犯案手法日益惡質，犯下如電玩少東綁案等重大刑案，卻是不爭的事實，值得相關單位正視。

若拒合作 電信業者算共犯

〔記者蔡彰盛╱竹市報導〕行政院長謝長廷昨天表示，政府全力拚治安、打擊詐騙集團，已有顯著成效，今後如果遇到不合作的電信業者，不排除以「詐欺共犯」移送檢方偵辦。

謝長廷昨天下午在內政部長蘇嘉全、警政署長謝銀黨等人陪同下，抵達新竹市風城購物中心，參加新竹市預防犯罪協會成立典禮。他在致詞時表示，竹市成立全國第一個預防犯罪協會，相信打擊犯罪絕對是人民的期待。

謝長廷提出具體數字說，以前匿名詐騙電話平均一天有三萬通，但目前降至一天僅三百通，且以前簡訊一個月約有卅三萬通，現在一個月只有六萬通。

謝長廷下一步希望電信業者合作，由於詐騙集團瘋狂傳簡訊，讓電信業者獲利可觀，部分業者也趁機大賺黑心錢，謝長廷昨在會場宣示，「不義之財、別賺太多」，今後不與治安機關合作的電信業者，將不排除以詐欺共同正犯處理。

張錫銘落網 會死刑嗎？

記者賴仁中╱特稿

「撕票者死、不撕者活」，已成近十年司法終局裁判的定律，無一例外；這個律則，一定對嗎？

要犯薛球自恃未殺人質，被押解回台灣之後，自信絕對不會面臨極刑伺候，而目前官司發展似乎也是如此；「惡龍」張錫銘也自滿於未殺一人，依舊四處犯案，動輒勒贖上億鉅款，狡獪如他者，不是不怕死，而是深信自己不會死。

僅僅這兩個人，幾年來就把全台攪得雞犬不寧、治安指數大跌，何況，還一再出現模仿集團，如這次的跨國綁架案，若非薛、張等惡徒，把贖金行情炒作到上億，現今怎會動不動發生「億元綁架案」。

正是因為只要不撕票，被告就算被抓後，也不虞人命，而且一旦犯行得逞，獲利往往上千萬、甚至破億，歹人在有恃無恐下，無論狡猾的、衝動的，往往一缺錢就合組綁架集團，終致演成如今「樓上掉下一塊磚頭，搞不好也會砸到綁匪」的綁架案氾濫程度。

人們很清楚，檯面上偵破的綁架案，只是表面數字，歹徒拿錢之後，釋放肉票走人的未報案、未曝光的黑數案件，還不知有多少。

一般來說，現今人權至上時代，對於攸關人命生死的判決，必須愈嚴謹愈好，這是對的，不過，嚴謹證據法則，不代表不能對犯行重大被告判處極刑，而是把證據查得清清楚楚才是，一旦完全弄明白，被告的確犯行重大，應當「該怎麼判、就怎麼判」才是。

回頭來看，一直逍遙法外的台灣頭號綁匪張錫銘，他每犯一案，知名度和份量就增一分，在加乘效果下，被害人家屬一確知綁匪是他，不但迅速給錢、贖金還不敢亂喊價打折，而且，只要他不被抓或未遠走高飛前，綁架案還會持續犯下去。

再者，不撕票、不判死的實務原則，讓更多綁架集團只注意不撕票，卻為了達到勒贖目的，仍恣意凌虐、殘忍對待被害人，以及向家屬要求咋舌數額的鉅款，他們的惡行，影響社會安定之大、破壞社會秩序之多、乃至危及人們生活自由之嚴重，同樣是無可想像的。

法務部長施茂林以及不少檢方人士，都看到了這一層，身負實踐社會正義的審判者，不知道能不能有相同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