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來風雅可附？

　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時，現代詩在當時文壇蔚為風潮，也是慘綠的文藝青年在威權教育下抒發情緒，表達自由意願的一種寫作方式。所以那個時代的現代詩大多具有濃厚的個人主義色彩，充滿了對壓制、集體化的抗議吶喊。

　 陳水扁總統在三二六前夕，引用詩人紀弦於一九四五年創作的現代詩「我的聲音和我的存在」，以「我必須發出聲音╱因為我自己的聲音才能證明我的存在。……否則被取消必然是我自己」的詩句，表達抗議中國竟然制定反分裂法將對台使用武力「合法化」的蠻橫舉措。

　 陳水扁引用的這一首現代詩，其實今人多已不復有記憶，若非陳水扁提到，縱使紀弦曾為現代詩的一代旗手，現在恐怕也已很少人知道紀弦是何許人也。當然，如此的說法並非意味文學的成就必須得到政治權威的加持，古往今來，文學的桂冠較之帝王的冠冕，更能在歷史長河源遠流長。然而，當現世的權力者引用詩文時，如果沒有扭曲原意，原作者縱無喜獲知音之心，又何必以自己的意識形態反指引據詩文者附庸風雅呢！

　 六十年代美國民歌手鮑布狄倫（Bob Dylon）一首反戰歌曲「飄揚在風中」（Blowing in the wind），傳誦不絕，歷久彌新，早已成為抗議歌曲的經典之作。阿扁改編此歌的歌詞，傳達台灣人民卑微無奈的處境與命運，想來鮑布狄倫國外有知，也不致反對；引用紀弦之詩，何來風雅可附？年逾九十的紀弦難得有人記起他的詩，又何苦跳出來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