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專論》中國當局能從台灣三二六大遊行得到什麼教訓？

向陽

三二六民主和平護台灣大遊行已經圓滿落幕，反對中國當局制定所謂「反分裂國家法」的台灣人民，不分朝野、黨派、族群、性別和地域，走上街頭，向中國當局表達抗議，讓全世界國家聽到台灣人民愛好和平、尊重人權、捍衛民主生活方式的聲音。這場由民間社團發動的大遊行，與去年二二八由李登輝前總統號召舉辦的手護台灣運動，在凝聚台灣命運共同體的動員歷史上都將留下紀錄。台灣人民保衛台灣、捍衛家園的意志，通過前後兩次的動員與檢驗，最少清楚地向全世界宣示了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在民主體制下，儘管內部對國家定位、走向還有爭論，但是對於民主、人權與和平的普世價值，對於維護台灣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信念則已有共識。

對悍然通過所謂「反分裂國家法」的中國當局來說，這或許是制定該法之前始料未及的發展。中國當局制定該法前後，一再強調，「反分裂國家法」只是針對「圖謀將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的「少數台獨份子」而制定，中國仍然「寄期望於廣大的台灣人民」云云，三二六大遊行的空前盛況，已經清楚回答中國當局：廣大的台灣人民並不接受中國當局制定的「反分裂國家法」。台灣人民未必全都主張台灣獨立，但他們絕不接受中國片面立法，規範台灣人民只能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統治為唯一選項，因為這樣無從選擇的法條，只有存在於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威權年代，在台灣徹底民主化之後，沒有任何政權有資格在未獲人民同意之下制定任何法條限制人民的選擇權。更何況，這個「反分裂國家法」並非由台灣的國會所制定，而是中國當局以武力攻台作為威脅基礎單方制定出來的法條。

中國當局必須了解，「反分裂國家法」的制定，不僅無益於台海的穩定，更不利於兩岸關係的長遠發展，因為台灣將來是獨是統，關鍵不在於台灣的主政者，而在於選出主政者的台灣人民。台灣人民透過手中的選票，在民主體制之下，一票一票選出自己的總統、自己的國會議員，這是台灣人民的選擇，總統不能決定台灣的統獨，國會也不能在未獲人民授權之下作出任何與統獨有關的決議。台灣和中國不同，最少在決定國家發展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上，台灣不容許少數人「拍板定案」。這是台灣已經成形的民主體制，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就在於人民自由選擇權的彰顯，無關統一，也無關獨立，關係到的是在一個文明的社會中，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權幫另一個人作任何決定，甚至限制他的自由。三二六台灣百萬人的走上街頭，除了宣示反中國武力併吞的決心之外，更重大的意義，還在提醒中國當局，決定台灣前途和國家走向的權利，握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的手中，不是一部所謂「反分裂國家法」所能限制，不是中國兩千多位人大委員所能決定！

這也就是為什麼當所謂「反分裂國家法」通過之後，台灣的社會不分統獨、省籍、族群都反彈的癥結所在，主張台灣走向正常化國家之路的人士，對於中國的憤怒固不必說，即使是主張朝統一之路漸進的人士也不能接受。用單方面制定的法條限制台灣人民不能主張台獨，用七百顆以上的飛彈警告台灣主政者與台灣人民不能走向正常國家，表面上看起來，只要「消滅」一方主張獨立的聲音，就可以「有效促進國家統一大業」，這或許是中國當局打的如意算盤，但實際上，導致的是主張獨立的台灣人更加堅定台灣必須獨立的決心，獲得更充分的主張台灣國家正常化的理由和說服力；而在台灣內部主張必須與中國統一的人，反而容易陷入無法說服台灣人民接受統一的困境，並且因為中國當局粗暴而不文明的做法感到沮喪與挫折，因為如果台灣人民面對中國只剩下「接受統一」的選擇，台灣內部主張統一的人士或政黨還需要什麼主張？還有存在的意義嗎？前不久，學者吳乃德邀請包括主張統獨的文化人共同發表反對中國「反分裂國家法」的共同心聲，就可看出端倪。與會的小說家朱天心，在政治光譜上較傾向漸進統一，她也參與了連署，並且公開表示憤怒，因為中國的「反分裂國家法」無異「將台灣當作原始叢林，鼓勵另一群人無動於衷」。朱天心的憤怒，是有道理的。如果台灣人民失去主張獨立或統一的自由，不管將來獨立或統一，必將重回威權法西斯主義的社會，人民的言論、人權都將遭到踐踏，這又與野蠻原始的叢林何異？

我不知道中國當局能否從台灣的三二六百萬人大遊行中得到警惕與反省，尚未朝向民主之路發展的中國，似乎還難以理解台灣的民主體制已經行之有年，內部的統獨爭議、藍綠競爭再怎麼激烈，言論再如何激進，都根據著民主遊戲規則，通過選舉、也通過公共論壇，接受人民的選擇、傾聽人民的聲音，並且尊重人民有批評元首、反對政府，甚至分裂國家的主張。中國自鄧小平主政以來，廣設台灣研究中心或機構，以無數的台灣研究專家，而對台灣的政情、民情居然如此隔閡，也就難怪往往誤判台灣選情和政情、誤讀台灣民意和民心，又如何寄期望於「廣大的台灣人民」？這應該是三二六之後中國當局應嚴加檢討的課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