夾縫 創痛 珍珠
現代愛爾蘭文學流變
◎高維泓

　編輯室報告：曾經，政治紛擾與層出不窮的恐怖行動，是我們對愛爾蘭這個絕美島嶼最鮮烈的印象；而喬哀斯、葉慈、蕭伯納與貝克特等大師所締造的奧麗文學殿堂，亦成為歷久不衰的國族文化鐫印。專研愛爾蘭文學的高維泓，今日帶領我們從都柏林進入，一探愛爾蘭現代文學的流變軌跡。

此壁畫繪於北愛首府貝爾法斯特市（Belfast），新教徒聚居的Shankill Road，抨擊支持與南愛合併的新芬黨以和平為名，與美國軍火商勾結，行恐怖主義之實。（攝影／高維泓）

　對觀光客而言，拜訪愛爾蘭首府都柏林，卻沒得從容地在市中心的歐康諾街（O'Connell St.）漫遊幾回，或是沿著麗菲河岸（R. Liffey）往出海口方向散步，賞味這個至少有一千年歷史，卻愈發輝煌的老城，很難說呼吸到了這個城市的氣味。這個氣味不是《尤里西斯》裡布魯姆喜歡的早點「黃油烤羊腰」所帶的微微騷味，而是幾世紀以來，都柏林與各國文化兼容並蓄的朝氣。遊客或許沒讀過喬哀斯的《都柏林人》，卻很難不從該市紛雜的新舊建築，發現近代愛爾蘭所經歷的文化流變。

從政治與文化裡汲取當代文學養分

　從橫跨都柏林市中心的歐康諾橋北端往東走，首先進入眼簾的是建於十八世紀末，標榜歐洲古典主義精神，有著淺綠色穹頂的海關大樓。這棟壯麗建築的落成，意味當時的都柏林在英國統治下，已然是歐洲大城之一。緊臨海關大樓的，卻是建於一九九○年代初期，美國人設計的國際金融中心。這棟土灰色的玻璃帷幕大樓裡有世界各大企業駐愛爾蘭的分公司、銀行以及各國使館，和海關大樓一齊矗立在麗菲河畔雖顯得有些突兀，但也開啟長期偏踞歐洲一隅的愛爾蘭與當代世界的對話窗口。再往下走會經過榭力夫街（Sheriff Street）；盤據整個街廓的是從前碼頭工人聚居的國宅。

　如果說文學反映人生各種樣貌，或是整個國族的共同經驗，這短短數百公尺的都柏林一角，堪稱見證了愛爾蘭自獨立以後混亂、卻充滿活力的文化脈動。喬哀斯以降的愛爾蘭作家，歷經北愛問題衍生的政治動盪，清教徒色彩的文化政策，傳統家庭關係逐漸改變，社會風氣由保守到前衛，仍勉力描寫愛爾蘭在歐美主流文化影響下所遭遇的困境與蛻變。生於一九三九年的薛摩思．悉尼（Seamus Heaney），在一九九五年於諾貝爾文學獎頒獎典禮的講詞〈詩記〉（Crediting Poetry），就概述了喬哀斯之後世代所遭遇的文化衝擊︰「孩子們在家裡一邊聽愛爾蘭家鄉話，一邊聽電台裡英國播音員的標準英語，就開始感知語言背後令人焦慮的歷史包袱；不待他們成年，就得在各種相互傾軋的夾縫中求生存。這些夾縫的產生，是因愛爾蘭與英國在政治、宗教、道德觀念、語言、藝術、文化各方面歧異而造成的。」悉尼的這段話，說明了二十世紀中期的愛爾蘭作家（無論是北愛或南愛），在成長過程中所必須經歷的各種大小創痛。這些夾縫與創痛成了當代愛爾蘭文學的養分，幻化為作品裡的野生珍珠，狀不規則，卻各有閃亮姿態。

　愛爾蘭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採取中立的態度，對往後的文學發展，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不同於戰後的歐陸文學，本土的愛爾蘭作家鮮少以「泛歐洲」的觀點體察戰爭對人類文明的挫傷，而是以己身未癒的歷史文化傷痛，摸索出獨特的「愛爾蘭觀點」。對北愛的詩人而言，南愛在軍事上的「不選邊站」，提供知識分子一個反思民族主義與個人生命價值的空間。詩人如悉尼、戴瑞克．馬漢（Derek Mahon）、保羅．繆敦（Paul Muldoon），凱朗．卡森（Ciaran Carson），與女詩人梅德．麥可高更（Medbh McGuckian），皆在作品中傳達愛爾蘭人在英愛歷史糾葛下的無助。以（非母語的）英語創作的這些作家們，可以說與一九二三年獲諾貝爾獎的葉慈（W.B. Yeats）一樣，熟練地駕馭殖民者的語言，時而尖刻、時而含蓄地傳達對激進派民族主義者的針砭，但也不因此偏袒英國對北愛自治議會的「遙控」。

　有別於悉尼等對愛爾蘭民族主義有所同情的北愛詩人，身為新教徒的約翰．希惠特（John Hewitt），在作品中不斷為早已移居北愛將近兩世紀，對當地文化藝術有貢獻，卻不斷被愛爾蘭民族主義者醜化的英裔族群（特別是來自蘇格蘭者）發聲，說明他們早已認同這塊土地，宗教上的歧異（相對於愛爾蘭的天主教）不能作為排擠另一個族群的理由。他與其他北愛左翼詩人如路易斯．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麥可．隆尼（Michael Longley）、詹姆士．西蒙斯（James Simmons），透過詩作建立了一個族群融合的理想北愛國度。然而這個國度被評者如薛摩思．狄恩（Seamus Deane）認為只是「一般北愛新教徒對這塊土地比較細緻的想像罷了」。無論如何，北愛詩人的創作確實已在愛爾蘭文學典律中占有一席之地，其價值仍待歷史公評。

經歷保守教會與檢查制度的寫實路線

　比起二十世紀中期局勢不穩定的北愛而言，南愛政府在天主教會的「加持」下政局相對穩定。然而教會的極端保守對文學發展多戕害而少嘉惠；喬哀斯所寄盼「鑄造的愛爾蘭民族良知」並未實現。更確切地說，七○年代前的作家，在「出版品檢查委員會」（Censorship Board）的嚴格控制下，於題材選擇上必須符合天主教會的道德標準。秉持喬哀斯式的個人良知、批評教會，或書寫有性暗示的作品，小則被取締及公開燒書，大則連作家及其家人生命財產都受到威脅。很多擅長寫實主義的優秀作家因此被迫移居英國或歐陸，並尋求海外出版機會，如約翰．麥克加亨（John McGahern）、凱特．歐布萊恩（Kate O'Brien）等等。

　值得玩味的是，嚴格的出版品檢查並沒有完全「窒息」作家的良知，天主教小說家暨評論家西恩．歐方林（Sean O'Faolian）在所主持的雜誌《鐘》（The Bell），不斷為這些被禁或被迫離開祖國的作家平反；當時的年輕作家也將作品刊登於該雜誌視為寫作事業的里程碑。所培養的新銳作家如法朗克．歐康諾（Frank O'Connor）、派翠克．克法納（Patrick Kavanagh）、布藍登．博漢（Brendan Behan）、瑪麗．拉文（Mary Lavin）、奧斯丁．克拉克（Austin Clarke）等，已被公認是英語文學創作的佼佼者，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至今仍不斷再版。

　出版品檢查制度對二十世紀中期愛爾蘭文學發展的影響，莫過於迫使作家在創作時必須顧慮讀者的觀感，再加上出版社常會對作品先「自我審查」，導致作家無法自在地嘗試新的寫作手法或題材。喬哀斯和諾貝爾獎得主山繆．貝克特（Samuel Beckett）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所發展出來的現代主義文學、意識流寫作、荒謬劇場，在保守的愛爾蘭幾無傳人。僅有少數作家如法藍．歐布萊恩（Flann O'Brien），深諳兩位文學巨擘的精髓及法國存在主義思想，且精通英語及蓋爾特語裡特有的典故、神話、民俗、雙關語，以古諷今地創造出一個介於魔幻與寫實的愛爾蘭世界。他的三部作品《落水鳥》（At Swim-Two-Birds）、《第三位警察》（The Third Policeman）、《貧嘴者》（An Beal Bocht；以蓋爾特語寫作），被認為是打破英語與蓋爾特語間的文化隔閡，具有殖民、後殖民、現代、後現代色彩的豐富文本。

　愛爾蘭加入聯合國及歐洲共同市場後，因「文化閉關自守」而備受抨擊的出版品檢查制度終在一九七○年代廢止，昭告另一個寫作新世代的來臨。八○年代以後的作家不再沿襲過去保守但「安全」的主題（如懷鄉、宗教、或逃離封閉鄉村，前往新世界），而多刻畫都市生活的黑暗面：吸毒、失業、街頭暴力、性氾濫等。代表作家如（曼）布克獎得主羅迪．都利（Roddy Doyle）、孔．托賓（Colm 　 ）、柏納德．麥克拉佛隄（Bernard MacLaverty），和擅長黑色幽默的派翠克．馬凱柏（Patrick McCabe），及後來寫而優則導（電影）的尼爾．喬登（Neil Jordan）。

　他們的作品一開始不為保守派文學評論者所接受，認為呈現社會百態有餘，文學價值有限。然而有另一派評家認為，他們其實更準確地繼承愛爾蘭獨立前，由劇作家西恩．歐凱西（Sean O'Casey）和小說家詹姆士．史蒂芬（James Stephen）所堅持的社會寫實路線，以悲喜劇的方式見證二十世紀末期愛爾蘭社會所經歷的改變與價值衝突。然而，一九八○及九○年代也是新舊世代作家百花齊放的時刻，比派翠克．馬凱柏老一輩的作家如威廉．崔佛（William Trevor）、尤金．馬凱柏（Eugene McCabe），及之前面提到的麥克加亨，都不斷有新作出版，備受文學獎青睞。這些資深作家能成為文壇寵兒，也意味著愛爾蘭社會已由封閉轉向開放，文學發展上逐漸與歐美潮流接軌；社會大眾願意「平反」過去被禁的作家，並重新審視他們對愛爾蘭現代文學的貢獻。

女性書寫崛起，「大屋小說」歷久彌新

　女性意識抬頭也是一九八○、九○年代的特色。過去不被男性評論家嚴肅對待（或被當作是「業餘」）的愛爾蘭女作家，開始受到出版商重視。一系列以女性詩人、劇作家、小說家為主題的文學選集，如雨後春筍般的出現。女作家遲至一九八○年代才較受愛爾蘭社會重視，跟天主教教義過去對女性角色的限制很有關連。出生於一九二○年代的兩位女作家瑪麗．貝克特（Mary Beckett）和佛兒．墨肯思（Val Mulkerns）在文壇的起伏，可以說是與過去愛爾蘭父權為上的社會本質息息相關。兩位小說家在婚前都有相當的知名度，作品甚至在英國BBC電台長期播放，但婚後的家庭重責使她們足足有二、三十年在文壇銷聲匿跡，一直到五十幾歲才有新作發表。

　儘管貝克特和墨肯思算是典型為養兒育女放棄寫作事業的例子，仍有少部分女作家持續創作，如已提及的凱特．歐布萊恩和瑪麗．拉文。然而，長期被「消音」，或貶謫於經典外的女作家並沒有完全放棄對周遭生活細膩的觀察。近年來以《永遠的都柏林人：喬哀斯的流幻之旅》再創寫作生涯高峰的艾德娜．歐伯蓮（Edna O'Brien），自青年時代起即創作不懈。她的作品多描寫愛爾蘭女性在封閉社會所受到心理及生理方面的壓抑。她對女性議題的關注，也啟發其他女作家在中年以後，以女性角度書寫愛爾蘭社會各種性別不平等的現象；這些作家包括馬力．洛蘭（Mary Leland）、珍妮佛．莊士敦（Jennifer Johnston），和瑪伊芙．凱莉（Maeve Kelly）。

　值得注意的是，在愛爾蘭邁向現代化，新舊生代作家齊鳴的一九八○、九○年代，懷舊題材仍有相當穩定的讀者群。向來以中性筆名「M.J. Farrell」發表作品的愛爾蘭女小說家茉莉．金（Molly Keane），於停筆二十年後，在七十六歲時以本名出版的《良好行為》（Good Behaviour），即是一部描寫過去英裔地主莊園生活由盛而衰的「大屋小說」（Big House Novels）；這本小說曾獲英國（曼）布克獎提名，並被評者認為是此類題材的經典作品。時至今日，跟「大屋小說」有關的文化產品，如照片集、歷史紀錄片、電視劇、電影，學術會議仍不斷推出；過去的莊園宅第也成為國外遊客拜訪的景點。

　懷舊小說及相關產品之所以能成為愛爾蘭的長青出版品，不是因為當地人懷念英國統治的種種，而意味著英國文化已成為愛爾蘭人文化心靈不可剝奪的一部分。政治上的「解殖民」或「去英國化」，很難抹去英國文化已植根愛爾蘭，並開花結果的事實。「大屋小說」的歷久彌新，說明了文化「解殖民」的困難性，也彰顯愛爾蘭人對文化創意產業的用心。

　為喚醒南北愛人民對共有文化資產的重視，引領南北愛重要文學文化運動的關鍵團體，莫過於由演員兼導演的史蒂芬．瑞爾（Stephen Rea） 及劇作家布萊恩．費爾（Brian Friel），所組織的費爾德劇團（Field Day Theatre Company）。敦聘薛摩思．狄恩為主編，著手整理自西元六百年以降，愛爾蘭作家以蓋爾特語及英語寫作的各種資料（包括純文學），於一九九一年出版三大冊精裝，厚近五千頁的《費爾特之愛爾蘭作品選》（Field Day Anthology of Irish Writing）。這部史無前例的國族文學選集，出版後的評論有褒有貶。最為女性學者詬病的是，三大冊的選集中收錄的女性作家作品有限，突顯出男性民族主義者的沙文觀點（或是盲點）。為抗衡此文化特質，這些女性學者結合起來，以近十二年的時間編纂兩大冊，近四千頁的《愛爾蘭女性文學選》，費爾特劇團也慨然贊助，於二○○三年十月出版。此兩大巨冊的愛爾蘭女性文學選集，具體說明了愛爾蘭女性從古至今從不間斷地，以各種方式書寫這塊土地，而非如沙文民族主義者所想像的那麼沉默，或者業餘。

　要簡述喬哀斯之後八、九十年間的文學流變，實非易事。重要的文化發展如愛爾蘭當代劇作家如何在本土化與國際化的訴求尋找平衡點、女性意識抬頭如何有助弱勢族群（如同性戀）透過寫作尋找主體性，仍有待詳敘。不可否認的是，愛爾蘭當代文學的發展，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的確見證社會文化的轉變：從極端保守到開放、從父權為上到兩性平權。已高度國際化的愛爾蘭社會，其未來文學走向會如何，或許就如同二○○三年落成於歐康諾街底、高一百二十公尺（與周圍維多利亞四層建物甚不搭調）、備受爭議的都柏林千禧巨釘（Dublin's Millennium Spike），結合傳統與現代、本土與國際，迸發出更豐富、多采的對話。

◆高維泓，畢業於輔大英文系，英國肯特大學英語文學博士，現為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助理教授。博士論文探討二十世紀中期愛爾蘭文學典律之發展。自一九九四年起即來往於愛爾蘭、英國、台灣之間，對愛爾蘭在短短十年間轉型成多移民的國際村，及對當地文化的影響有深刻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