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證時代，見證良心

李敏勇

在新近出版的《廖欽福回憶錄》（林忠勝撰／前衛出版），讀到下列心情記述：
「終戰後，土庫堤防、大安溪堤防等幾件公家的工程做下來，我深深感覺到工作環境和品質要求是跟日治時代大不相同了。在這種講求人際關係和政商串聯的時代裡，我是不適合再標公家的工程了，…」。

廖欽福，一九○七年生，十七歲時畢業於台灣商工學校（日治時代的工業學校、農業學校、商業學校算是實業學校，相當於高職，戰後台灣實業領域的中堅份子，大多出自這領域。），選讀土木，在戰後的土木營造工程界，留下典範性業績。他以福華大飯店在台灣各地留下一生的座標，獨特的人生觀與事業觀，堪稱台灣人形象的某種標竿，也是戰後台灣人意志和感情被政治扭曲中難得的正直標竿。

廖欽福講述受教育時的修身課，以一名工科職校學生，他記取當時教育環境薰陶下的守法、守時、守紀，愛團體、愛社會、愛國家的精神，認為修身教育的成功奠定日治時代教育的成功。對照戰後的職業教育，高職成為五專，五專再變為三專，進而技術學院，再而大學。在虛華的文憑主義中，技術與修身都今非昔比，遑論學識。戰後的形式主義也算是台灣從日本化轉而中國化的變色。

廖欽福提及有趣的訂婚故事，早已聽聞。在回憶錄中再讀，更覺莞爾。畢業後在桃園大圳工作，有一回他二哥帶來四分之一塊大餅，感覺比從前分享親朋鄰舍訂婚時家裡十來口各自大餅的十幾分之一要好多了，一問原來是父親幫他訂了親。廖欽福夫人王琴就是與他同年、結婚已八十載，雙雙登上九九高壽的眷侶，一女九子在各領域卓越有成的家庭，襯托他人生的姿彩。

廖欽福的人生是時代的見證形影，他的優越特質見證的是台灣人高尚品格的一面，論者說是「正直、誠信、勇敢、堅忍、平易、克制、寬容、友愛、節儉、勤奮」，對照的另一面是「貪生怕死，好面子，愛金錢」的劣根性。優越特質與劣根性，在不同的台灣人身上顯現。看廖欽福回憶他的人生，再看看時下台灣社會的人間像，更覺珍貴。

廖欽福回憶他創業初期承建的溪流護岸堤防，認為那是用智慧和血汗凝聚起來的，現在仍像巨龍般靜靜地躺在下淡水溪（即高屏溪）畔，維護著當地的生靈安全，日日月月，歲歲年年，與山河同在。戰後初期，他在高屏溪畔（旗山土庫）和大安溪畔的堤防工程，仍然反映出日治時期的工程本色，對照著戰後以來，大多數堤防、橋樑工程因官商勾結、偷工減料而禍害連連，不能不令人深思他自覺不適合再標公家工程的一片良心。

堅持正派經營的廖欽福，應該是正常人，但在戰後台灣社會卻成了特異的存在。他說「我一生辛苦工作，賺的都是乾淨錢，我信守一個原則，寧可少賺些，也不可摻雜不當的交易，即使賠錢，也不做不道德的事。」這樣的典範性，應該被台灣人知曉，新聞媒體應該多多重視這樣的人的故事，而不是演藝化的政治人物，窺視演藝人員的浮華化，或誇大經濟領域厚黑高手。

廖欽福跨越兩個國度的人生，特別是戰後經歷，也顯現在許多台灣人的經歷。政治人物、經濟人物、文化人物，所在多有。經歷過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再經歷國民黨中國時代，知識精英因二二八喪失殆盡，存活的人仍能堅持信念，彌足珍貴，更多的是迎合中國化而去除良心，失去信念。戰後，在國民黨中國統治下的台灣人，是不同於日治時期成長的台灣人。多少戰後養成崛起的政治人物、經濟人物、文化人物，歷史也會檢視他們的形影。 （作者李敏勇，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