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室報告：作家黃娟以一生的時間，扣緊台灣風土歷史為創作題旨，寫下「楊梅三部曲」，為心血筆墨。本刊邀請楊佳嫻於黃娟旅美返台之際進行訪問，或可在其言語文字間，想像創作者歷經時代改變，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台灣第一位完成大河小說式三部曲的女作家黃娟。 （攝影／黃柏榮）

今年已七十一歲的黃娟，是完成台灣大河小說式三部曲的女性第一人。

在台灣，「大河小說」一直是男性專屬的文類。楊照曾經為文追溯此一名詞的內涵，其背景往往設在變動劇烈的歷史大時代，並以一個主角或家族為故事主軸，突顯變化中的社會形貌和人心幽微。台灣戰後文學史上，東方白、鍾肇政、李喬等人富有歷史感的三部曲式「大河小說」，都是關心台灣文學的讀者所熟知的。黃娟很謙虛地說：「那些作家都是我的朋友，或我尊敬的前輩。但是我沒有他們那麼有野心，動輒百萬字，我只是想把自己經歷的生命和時代寫出來。」施叔青雖然也有過代表作「香港三部曲」，畢竟描寫的對象並非台灣，因此，以台灣風土歷史作為主題的女性「大河小說」，黃娟確實是第一人。

從文學啟蒙到矢志創作的心路歷程

旅居美國多年，黃娟把新世紀陸續寫完出版的「楊梅三部曲」︰《歷史的腳印》、《寒蟬》、《落土蕃薯》視為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寫完了這個，心頭大石放下來，也許之後就停筆不寫，享享清福。」今年已經七十一歲的作家，也有感於寫作真是一件耗心神耗體魄的勞動：「《寒蟬》寫到後來，生了一場大病，醫療過程也非常曲折，浪費了一年多，幾乎寫不下去。」這場來得迅猛的病症，也讓她省悟到人生有限，應當趕快把自己最懸念的事情做完，而這正是她寫作最厚、字數最多的「楊梅三部曲」第三部背後的莫大動力。黃娟自己更在《寒蟬》的後記中寫：「我在執筆中經驗的『失眠』與『焦慮』；『心』與『身』的煎熬，必是重現『台灣人』這般『苦難』的歷史時，不得不承受的『痛苦』吧。」

日治時代出生的黃娟，談到自己文學啟蒙乃至戰後初期，有許多感慨。「我從小就是愛看書。」由於日本出版事業發達，許多書籍也傳到台灣，因此閱讀了不少童書或少女書籍，還被家人戲稱為「文學少女」。戰爭末期到終戰後，跨海貨運受到影響，日本書籍來得少了，頓失精神食糧，「大概已經養成習慣了，沒有書看實在痛苦，就開始偷看大人的書，也開啟了通向成熟文學世界的門。」那時候日本有個女作家叫做吉屋幸子，大概是很有名氣的，父親總是勉勵她以之為榜樣，而這也是「楊梅三部曲」內女主角取名「幸子」，背後所蘊藏的深厚情感。「而且，在我童年時代很常見到台灣人名字取得像日本人，那是時代背景的印記。」透過取名，時代感躍然紙上。「還有，當時也讀了芥川龍之介、菊池寬，還有夏目漱石的早期幽默小說。夏目的《我是貓》非常有趣，我曾經在火車上捧讀，看到笑出聲音來，感到別人的視線射過來了，覺得很不好意思。」

終戰那年，黃娟大概是小學六年級的年紀，實際上卻只讀到四年級。後來開始上中文課，課文十分枯燥乏味，僅是一些簡單句子的反覆念誦。「以我的年紀，戰後應該上初中一年級，可是因為曾經停學兩年，又有些跟不上，加上課程內容無聊，和日本時代上學經驗是很不同的。」鍾肇政小說內曾寫到，終戰初期，年輕人惶惶地學習中文的情況，深恐「不趕快學習漢文就要落伍了」。黃娟說，戰後確實如此，而且還有性別差異：「漢文指的是文言文。因為我是個女孩子，大人並不認為我們需要學習太多知識，也就是中規中矩地受學校教育而已，男孩子們不一樣，很多男生都學漢文的。」

除了閱讀的啟蒙，黃娟認為，自己確實天生就有愛好寫作的傾向，領悟力也比其他人高。學校老師曾經出了一個作文題目：「頭髮」，別人寫的都是或長或短的小女孩心情，只有她，想到曾在母親頭髮上看到的霜雪，而朦朧地認識到時間的滄桑，於是把這樣的心境寫出來，受到老師的讚賞。「從這個經驗，我知道我自己是會寫的、能寫的。」黃娟是個早熟且自信的寫作者。

以「楊梅三部曲」囊述台灣近代史

「楊梅三部曲」第一部《歷史的腳印》，就是以作者自身在日治時代的經驗為底本，加上文學手法和虛構部分，藉著許許多多大時代小故事的拼組、折射，讓讀者一窺當時社會面貌。黃娟和男作家最大不同處，是她更關心女性的處境，這在第一部看得最為清楚；民風保守的殖民時代，女孩子運氣好的可以念到高中，不過，人生的出路也就只有覓得良緣，不論是書中具有原住民血統由小老婆生的貞蘭、待嫁的素芬，還是最使人印象深刻的童養媳阿鳳妹。阿鳳妹不得娘家和丈夫的喜愛，後來丈夫受到「皇軍」徵召，要上戰場了，才終於和阿鳳妹相好，然而過不多時就傳回消息，丈夫根本未曾出得島嶼，在海軍基地就被敵機炸死了，小媳婦立刻成了小寡婦。這是戰爭歲月裡，女性不得自主的命運，黃娟自己也對阿鳳妹寄予特別深的同情，以更細膩的筆墨描繪，期望讀者也能同生憐憫愛慰。

第二部《寒蟬》，取的正是「噤若寒蟬」之意，時域設定在戰後到六十年代，也就是黃娟人生中的第二階段，少年到青年時期。戰後，黃娟忙著為現實奮鬥，考試、工作，幾乎忘了文學的愛好。至六十年代，她的文學生涯終於正式開啟，在台灣文壇嶄露頭角，「也是鍾理和先生去世那年，」黃娟說：「讀了鍾理和的作品，我非常激動，他寫得這樣真摯，又和這塊土地緊緊結合。激勵了我重新踏上寫作之路。」而促使其真正進入文壇的契機則是：「這得感謝鍾肇政先生。他很愛護後進，教我正確投稿格式、幫我取筆名、替我把初出茅廬的青澀作品投給報社副刊。」當時《聯副》主編是林海音女士，同時具備台灣背景和北京經驗，個性大氣爽朗，很願意多刊登台灣本土的創作。黃娟有許多作品，都是經她之手所發表；即使到現在，談起這位早期編輯前輩，黃娟聲音中仍有濃厚的敬意。後來林海音因故去職，黃娟的能見度大大減少，接著隨著夫婿出國，長年旅居美利堅，忙於適應異國生活、照顧孩子、從事海外客家文化活動……等等，有好一陣子黃娟較少創作與發表。

到了八十年代，當黃娟又開始把作品寄至台灣報刊時，卻發現往往石沉大海，既不說用，也不見退。後來才知道，這和她在海外從事文化活動，又和獨派人士走得較近，不無關係。發表空間的縮小，加上現實空間的阻隔，無形中讓這位曾在六十年代頗受矚目的女作家，慢慢淡出台灣文學讀者的視野。直到九十年代，得到本土立場的前衛出版社大力支持，黃娟作品才一部一部地印行出來，重新和讀者見面。

細心的讀者當會發現，讀第一部所感受到的從容優美，到了份量最足的第三部，似乎消失了，筆調變得匆促，內容上，台灣民主歷程的翔實紀錄也占掉了大半。黃娟說她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一方面因為前兩部所跨時間幅度較小，另一方面也受到之前那場大病影響，急著想把自己認為應該寫的東西紀錄下來。「我所奉行的信念，是吳濁流先生說過的︰文學家應該為歷史做見證。」因此，為一份沉重的使命感所驅使，使得第三部歷史的部分蓋過了文學的美感。

然而，就像鄭清文所評價的，必須了解苦痛的歷史，才能喚醒逸散的族魂，他如此形容黃娟的作品：「……不是美麗好看的小說，卻是極佳的台灣人『啟蒙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