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政府」，我們的「企業」

李敏勇

水患的災難席捲南台灣，新聞媒體大篇幅呈現水災的情勢時，「政府」以及「企業」動向：憲改、救災、護漁，以及最低稅負制、資本利得、公害…鮮明地對照著。

這時候，翻閱彼得．杜拉克（Peter F.Drucker 1909－）為他的回憶錄《旁觀者》所寫的書序，批評強勢政府和大企業「中央控制」的自恃。他認為在政府和企業成為唯一和整個社會相抗衡的機構時，「第三部門」，即非營利、以公益為主的組織益形重要。獨立和多元化才能形成，人類社會的價值才能維護，社群領導人和公民精神才能培養…。

水患讓人怵目驚心，企業經營者的發言何嘗不是，政府部門的一些領導人也是。台灣，正從一個威權獨裁國家︱說國家才堂皇了︱轉型為民主化國家。從前，企業除了仰仗政府鼻息，哪有相對發言權？分享特許事業起家致富的時代，又何異結構共犯？但民主化取代威權獨裁，政治人物仰賴企業經營者。「政府」和「企業」的相互依恃，尤其「企業」常以富可敵國的霸權，逼視「政府」，社會成為受制的弱勢。現在，不是「政府」可我行我素的時代，「政府」和「企業」共同和社會抗衡的時代正是威權獨裁轉型為民主化的社會像。甚至「企業」的強勢仗理，逼視弱化的「政府」。

「企業」怪獸和「企業家」巨人，相對民選「政府」政治人物的不確定權力形勢，顯得更為強勢。但台灣「企業」的文化弱質常常反映權勢的粗暴。「企業」以理服人成為以力逼人。富甲天下的思惟忽略了「企業」的社會責任，缺少有力者對於一個良善社會、人性社會形成的文化觀照。

向中國傾斜，從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後大量台灣資金和企業進輸，忽視「民主」和「自由」價值的重商唯利主義，反映的就是台灣特殊現象，一種讓世界無法理解的台灣特殊動向：既不珍惜自己的民主化和自由化，也不重視中國的民主化和自由化。重商唯利主義的邏輯更強於自己國家正常化的追尋。改變了國民黨中國的殖民體制統治，卻承襲了其病體與病理。失去統治權力的泛國民黨政治人物聯中制台，但取代泛國民黨的台灣統治權力也在「企業」的壓力下，背負著傾斜的威脅，甚至顯現傾斜的姿勢。

人民對「政府」依賴，「企業」威力逼及政府，而「政府」並不一定能滿足人民的期待，「企業」則在唯利主義的邏輯。我們社會的非營利、公益的「第三部門」常常發出聲嘶力竭的極弱音，勉強描繪著願景，追尋著願景。以「社會責任」去要求政治人物或企業人物，但是在有權力的人和有資產的人心目中，「社會責任」常常是不切實際的高調。

台灣應該要有「新政治」，也應該要有「新經濟」的視野，這不只是替代舊政府的新政府，也不是取代傳統產業的新興產業，而是融合著人文意涵和文明價值的新政治和新經濟。取代傳統產業的新興企業家們，不應該只滿足財富累積和企業版圖的掠奪；替代泛國民黨的新統治權力，也不應該承續一個政府的軀殼，而要有所創新。

我們的社會要多多傾聽非營利、公益的「第三部門」聲音，讓那些聲嘶力竭的聲音強化、響亮起來。在嗜力與嗜利的「政府」和「企業」過度本位主義，以致瀰漫著以力治人、弱肉強食風氣。社會無法晴朗化，像是陷落在水患陰暗情境。這時候，社會要有新視野，並要求「政府」和「企業」有新視野。這樣，才會有我們的「政府」，才會有我們的「企業」，也才會有我們的「國家」。（作者李敏勇，詩人）